成都东山客家家风传承路径及启示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依靠传统家风,对家族成员进行文化熏陶,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近代以来,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尤其是现代社会"小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家风受到冲击,家风的传承和弘扬显得极为迫切。成都东山客家,自清初从闽粤赣边迁徙来川,数百年来,通过有形与无形两条路径坚守和传承客家优良家风,为当前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和有益启示。     

徽州宗族的家规研究——以休宁县茗洲吴氏家族为中心

徽州地区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明清以降,徽州家族为强化宗族凝聚力、加强家族控制、整肃家族秩序,多以当时占思想主流的理学为核心,同时参照朱熹《家礼》,制定了既包含三纲五常思想,又具有本地"时俗"的家规。因此,在徽州宗族的诸多家规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解读,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子之学,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     

休宁金氏宗族社会地位构建简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等级门第观念较严格,社会地位高低是宗族能否立足的重要凭证,因此,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是宗族赋予族众的使命。休宁金氏宗族传承千年,世代以忠孝显名。通过对《休宁金氏族谱》进行研究可知,金氏宗族构建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进行宗族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和官府认同等三方面。     

休宁金氏宗族社会地位构建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等级门第观念较严格,社会地位高低是宗族能否立足的重要凭证,因此,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是宗族赋予族众的使命。休宁金氏宗族传承千年,世代以忠孝显名。通过对《休宁金氏族谱》进行研究可知,金氏宗族构建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进行宗族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和官府认同等三方面。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从徽州家谱看徽州家风建设——以绩溪家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辑录了大量家训家法等文献资料。家训中有关"做人、持家、志学、为官"的家风建设,体现了宗族对族人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徽州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宗族建设和内部结构的维系有精神支撑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培育亦有重要意义。     

徽州古民居的和谐生态观研究

徽州古民居是生态建筑的典型代表,蕴含了和谐的生态观。文章从"建造技术"、"宗族结构"、"道德自律"等角度对徽州古民居进行剖析,挖掘出其充满人性的生态本质,从而总结出古民居在尊重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建筑与环境、与社会、与人之间相和谐的生态观念。这种观念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为在新徽派民居建筑设计中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本土生态文化提供了思路。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