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

本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决非完全是西方文化"横向移植"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基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来看,大多都受过传统思想的浓重影响,尤其是陆王心学给他们的启蒙精神带来了必要的思想灵感.民初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一度出现的"反西返古"现象,其更重要的动力在于一种对西方文化失望并进而转向于国学谋求新出路的考虑,而非以"文化保守主义"所能概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现代性的市民意识的发达正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历史意识与先锋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经历了一次诗歌观念现代性重构的过程。这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场景的大范围转换有关,因此这种诗歌观念重构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历史的不断的理解与接纳。在一系列的现代性思想景观的呈现当中,现代性本身在此间表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与历史深度牵连与融合生长的复杂形态。作为理解这一时段的诗歌观念的锁钥与现代性观念本身的新生,对于当下诗歌领域尤为重要.这可能恰恰说明了新诗艺术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显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同阶段对现代性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对现代性的确认和追求、对启蒙的执着坚守为明显特征,寻根理论的提出和此时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其精神特质。到90年代则发生了根本转变,怀疑主义与实践品格的文化性格凸显出来,对现代性的思考已上升到反思层面,对启蒙的态度不再为单纯的坚守,而是质疑与坚守并重,其思想呈现出成熟而清醒的特质,他90年代的随笔以极强的思想穿透力记载了作为一个时代见证人的思考。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从废名到沈从文：乡土中国形象的再生产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

"五四"时期的启蒙叙事及其所引导的现代化改革引发了新一轮乡村社会危机。在新的危机的刺激下,废名和沈从文开始探寻重新理解"乡土中国"的新范式,重塑"乡土中国"形象,重构中国文化主体。两位作家遥相呼应,不但完成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而且也为中国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表达。     

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社会负荷,使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存在淹没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判。究其实际,现代颓废主义文学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表达,来自于对现代进步神话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既是美学的也是道德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为之"正名",进而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     

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自我东方化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对东方的霸权话语除了出现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外,也渗透到了不少身处西方的华裔作家作品中.在西方东方化的同时,由于历史、学术和个人原因,东方也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汤亭亭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选取中国题材,采用传记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反复言说和确证东方主义,成为自我东方化的典型代表.其<女勇士>以表现中国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拼贴、扭曲甚至颠覆来实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东方主义话语中中国文化的淫欲、专制、落后、神经错乱等并不符合实情的特点.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南洋叙事

中国现代作家如徐志摩、许地山、老舍、郁达夫等都曾置身南洋这个文化场域,并书写了不少相关的南洋文本。这种南洋书写并没有深入到南洋社会内部,未能真实反映出南洋的社会历史现状,相对于从西洋、东洋寻求文化知识或革命真理这些启蒙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目标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南洋叙事别具一格,其中亦折射出现代作家面对南洋时的文化优越心态。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半殖民中国语境下的"启蒙"与"现代性"

由于半殖民语境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张力下成长 ,不能依据线形发展观来否认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五四”反传统反儒家其实并非真正反对传统与文化本身 ,他们实际上是反对这种文化被专制统治利用后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启蒙与现代性在中国生根之后就一直处在与封建王权思想的激烈搏斗之中。在巨大的民族危机的阴影下 ,启蒙被悬置 ,现代性意识也止步不前甚至全面倒退。     

“自由主义”的主体狂欢——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的“复古”与“创新”

王小波的小说以其强烈的启蒙意识、先锋性技术探索,以及对中国90年代悖论性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成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异数".其小说既不同于先锋小说强烈的历史解构性,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局限,而是在"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汉语小说创新.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发起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内容及影响 ,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新”在于其提出了“扬弃”五四的新方针 :(1)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新理性主义 ;(2)提出对文化采取辩证和理性态度 ,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综合为建构新文化的方针 ;(3)提出以大众启蒙代替市民启蒙 ,通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普及而达到民族的自觉和思想的解放。由于国难当头的严峻历史环境 ,新启蒙运动未能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深远的历史影响 ,但仍可谓与五四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波澜     

别现代:在与思想史的对话中进入历史

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别现代已然打开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切口,成为一种与现代性有关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嵌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肌理之中,别现代有必要进入思想史,并主动与那些讨论不同时段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或启蒙问题的理论话语构成对话。因此,别现代理论更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时期。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现代性发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表述,描画出一个真实的"别现代中国";但另一方面,作为当前一种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中国理论,它更应该是面向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并介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理论,以推动一个可欲的"别现代中国"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