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前提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并且出现了否定剥削的乌托邦倾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又促使人们重新发掘早期启蒙中的新民本主义,并且在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构想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的,他把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前提.     

平等与自由——谭嗣同、严复民主启蒙思想比较

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中,谭嗣同、严复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致使民主启蒙成为其启蒙思想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两人的民主启蒙思想具有明显差异:第一,价值旨趣不同: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围绕着平等展开,严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贯彻着自由原则。第二,解决君主专制以及拯救中国的方案有别:谭嗣同幻想"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实现平等的途径是消除国界,世界大同;严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开议院,兴民权。第三,思想侧重迥异:谭嗣同始终侧重思想启蒙,严复则关注制度启蒙。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新文学对庸众的诋毁与礼教蒙难释疑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描写国民自私、愚昧、懦弱、圆滑等人性缺点,赢得了"新青年"的广泛心理共鸣。五四启蒙精英和"新青年"一代对"庸众"在国难当头之际难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转型之重任,导致社会改革步履维艰,表达出深重的精神焦虑。但由于五四精英没有深刻领会西方民主精髓,不去致力于打碎禁锢民智的枷锁,而是在牢笼外面对庸众指手画脚,导致中国式启蒙越来越走向传统精英崇拜,与西方启蒙的民权建设渐行渐远。五四精英对政治改革感到绝望,转而求救于民众素质的预先提高,这看起来很美,却无异于缘木求鱼,把礼教当成专制恶俗的替罪羊,更是急不择言的恶果,其历史功绩早已彪炳史册,但其概念不清之遗毒,今天还需要进一步予以反省。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儒学之难:论新文学反“礼教”的概念置换

儒学"礼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五四"以来,出于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客观需求,"礼教"曾一度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负担,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猛烈攻击和无情批判。然而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对于"礼教"的非难,其涉及的内容却并非儒学"礼教"的所属内涵,比如"节操"问题、婚姻问题、"纳妾"问题以及"典妻"问题等,恰恰都是为"礼教"所抵制的社会"庸俗"。新文学将"庸俗"与"礼教"进行概念置换,这完全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运作策略。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焦虑:《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启蒙辩证法》的隐秘主题就是焦虑与恐惧。《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渊源应予重视。焦虑成为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在《启蒙辩证法》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类似与一致。揭示启蒙中蕴含着焦虑与解释启蒙理性的情感根基直接相关。在弗洛伊德对成长期儿童的焦虑分析以及焦虑与恐惧的区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是西方启蒙的核心问题之一。进一步地反思、遏制、消解焦虑情绪,走向与异在他者的和解,是推进启蒙的主要所在。理性、支配和恐怖,是立足于这种焦虑观反思启蒙的关键词。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后启蒙视阈

"意识形态"作为启蒙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与启蒙纠缠在一起。马克思对于自我意识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同时也是对于启蒙以来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表现的反思。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对于启蒙"治疗"的重要一环,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启蒙遗产和精神的继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后启蒙的。     

启蒙无效体验与鲁迅的思想转型

一直以来,学界过于着重鲁迅的人文启蒙思想,而忽略其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事实上,不是外在的社会变革,而是内在的对庸众的精神病态、孩子难救、启蒙精英的性格悲剧以及统治者的暴力的认识直接间接地导致了鲁迅的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以及其后的暴力启蒙思想转型,鲁迅的"战士"身份,与暴力存在着必然联系。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当代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引起的回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回族民间兴起了以阿訇和经师为主体的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这场译著活动是回族民族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困境的一种文化反省,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也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民众进行的"深层文化启蒙",译著活动对回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回族民众新文化精神的培育必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从反思启蒙心态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杜维明启蒙观探微

反思启蒙心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通过发表文章、与诸多国内外学者对话等形式探讨和反思启蒙问题,试图揭露出启蒙盲点,从儒家传统价值资源中寻求新的普世化精神来回应启蒙困域。杜维明的启蒙观主要包括启蒙心态的反思与批判、反思启蒙立场的分疏、启蒙心态的中国境遇、助启蒙走出困境的儒家普世价值等。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