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海洋经济合作的进程与政策支持

正建设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加强闽台海洋经济合作,推动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引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新增长极。闽台海洋经济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发挥对台合作的独特优势,全面深化闽台海洋开发的保护和合作,全方位提升闽台在海洋经济开发中的合作与交流力度,不断推进和拓展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的领域广度,包括设立台轮停泊点、对台小额贸易口岸,开辟"小三通"、"大三通"海上直航通道等等,大大促进了闽台海洋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

海洋溢油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凸显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它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影响,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可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分别探讨了溢油事件的社会根源、社会文化影响与心理影响及其康复以及权力博弈等议题。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追踪性和深入性。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现代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建构

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二次大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得以蔓延,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消费主义文化不仅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现象,而且还是现代媒体变革与媒体社会文化建构功能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而且新闻传播事业日新月异,现代媒体的传播建构功能与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与此同时,追求物质享受和享乐主义的消费主义思潮也大有蔓延之势,因此对现代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与建构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将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析现代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

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对加强中外文化对话交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一直伴随着学科话语的自我反思,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众多中国学者从中国形象与西方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入手,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生成的中国形象进行描述和阐释。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文化空间引发了现代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促使其反思传统学术,拓宽比较视野,重视文本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中国学者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身份立场,以文明互译的形式开辟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新路径,推动了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海丝”战略背景下闽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党中央在新时期作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决策,对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更为闽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系统梳理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闽台海洋经济合作的历程及成效,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下闽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提出闽台两地应充分发挥优势互补,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全面加强海洋渔业、航港造船产业、海洋科技产业和海洋观光游憩业的融合发展,共同推动闽台海洋开发合作向纵深发展。     

试析建构海洋社会学南方学派

21世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向海洋"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新世纪。目前及今后,亟需提振我国在海洋社会学领域的学术之势、民众之势,与国家之势构成强大的合力,以应对当下和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建构海洋社会学南方学派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对海洋社会全面开发及综合利用等核心利益,体现敏动善行的民间自觉行动,秉持立足长远、深水长流的理念。建构海洋社会学南方学派业已具备的六大条件是:合天时地利、具领军人物、积奠基之作、显实践张力、接民间地气、承传续之缘。     

认同建构:闽台民间文学话语的重要功能

闽台两地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联系,闽台民间文学作为闽台民众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以谚语、歌谣、传说、神话等为主要内容,其所表达的闽台民众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和情感诉求等内容和意蕴都是通过文学话语来完成的。文学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交流形式,具有认同建构功能。因此,建构闽台民间文学的话语认同能够唤起闽台民众的共同认知和共同感情,使闽台民众形成新的集体记忆,互相接受认同。闽台民间文学话语通过故事陈述、话语心理和交流语言三个元素建构起闽台民众的心理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对进一步密切两岸民众的血浓于水的关系,在两岸民众情感沟通和共鸣中促进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承续与超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神话研究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人将眼光投向民间,神话引起了启蒙主义者的关注,它被视为"中国之生命".随着民俗学的兴起,神话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同时,它在30年代的通俗化实践中,也成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化"之依托.1949年以后,神话成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同时也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神话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学术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神话研究的复兴与重建在推动民间文学整体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民间文艺学领域引入西方神话学理论,神话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交杂的景象.     

论“中与西”的现代学术意识性

中西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和文化历史演进的线索 ,也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在学术上 ,中与西加强了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 ,并且突显了我们的学术自我意识。中与西 ,不论是从社会文化本身来说还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与认识来说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是我们的一大症结和困惑。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