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七个世纪西方不同文本塑造中国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传统,其中有连续与承继,也有变异与断裂,探讨这一形象传统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不同的意义侧面,提出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最终描绘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     

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在比较文学中,形象是对异族的一种总体性看法。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对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的思考,发现一国的实力决定了自身形象。因此,通过坚持经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国梦”,是改变中国形象的唯一途径。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晚清时期,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慈禧等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写,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委,主要在于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以及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而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努力。尽管如此,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康格夫人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应该更多考虑该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多元、复数的特质,充分考虑到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试析西方媒体北京奥运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

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西方媒体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受众的需要,对中国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存在着很大的偏见和误解,质疑、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一边倒,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受到严重的挑衅。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报道视角由质疑、抵制北京奥运会转向肯定和赞扬。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化得益于信息的公开透明、新闻宣传管理部门的有效组织、中国新闻媒体有效舆论引导以及知名公关公司的专业支持,这对于今后中国政府和媒体应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的演变态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运动：从自我中心化到尊重他者差异性,从他者中心化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补充,从他者的他者化到自我与他者的存异求同。与毛姆等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詹姆斯·赖斯顿等反对以自我意识去压抑、同化他者,主张以“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尊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与狄更生等他者中心化者将他者视为高于自我的存在不同,罗素、文慕贝、彼得·海斯勒等西方作家主张将自我与他者看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萨克斯·罗默、弗兰克·诺里斯等将他者的差异无穷地放大和强化的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瑞恰慈、赛珍珠等西方作家主张抱持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浅谈“西方中心论”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有的体制下存在的种种问题日益凸显,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于怎样改革,有着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既有西方中心论的鼓吹者赞成西方模式,也有中国模式论的拥趸者。通过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分析,结合我国当代政治特点及十八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向,阐述西方政治制度对我国政治改革的借鉴意义以及西方中心论的与中国现状的脱节之处。     

“重述神话”与“中国形象”的重塑

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促成了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出版合作.当代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夫妇参了此次写作项目并出版、发行相关的作品.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并非由中国自身塑造,藉此次跨国出版项目的契机,当代中国作家获得了重塑“中国形象”的新认知和新体验.通过对本民族神话的现代重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中寄托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给予现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抚慰,催生新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彰显出了新的“中国形象”的深厚文化涵义.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对西方作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是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作为异托邦的东方首都,古城北京有着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中国城市.一些西方作家透过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透视封建帝国时期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     

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一整套西方现代化理论，但它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我国应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人民为本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注重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从《活的中国》到《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与活的中国灵魂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见证,他与中国进步文化的融合,特别是与中国活的灵魂的结缘,是以《活的中国》的编辑出版和《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为重要的标志,是中美两国文学和文化交流史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