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杭州的"说话"家数

南宋杭州“说话”伎艺较北宋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文体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说话”家数的分类。“说话”四家为:第一家“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第二家“说公案”,内容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第三家“说铁骑儿”,内容多写士马金鼓之事;第四家说经,内容是演说佛事。“说话”与往常列入家数的“说参请”和“讲史”,都是当时瓦舍中处于同一层面上的说讲伎艺,不存在类属关系。     

一代名臣属酒人——论《三言》中“发迹变泰”的故事

一在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有关“发迹变泰”的描写,别出蹊径,有其自身独具的思想特色。“发迹变泰”本是宋、元以来“说话”伎艺里“小说”一家中的一个类目。成书于南宋初期而记述北宋都城汴梁见闻的《东京梦华录》,其《京瓦伎艺》条里,只提了“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尚未细分出类目,也没有涉及“发迹变泰”的情况。到了南宋中期,成书于理宗端平年间的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在记述当时临安瓦舍众伎时,在     

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初探

宋代“说话”承继唐代“说话”而有发展,当时的“说话”分类更细,据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所载,“讲史书”已成为一支大脉。它和“小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家。“讲史说话”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滥觞。《东京梦华录》中即有北宋人“说五代史”的记载。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大约是“说五代史”的一种底本。刊行于元代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经过演化、加工,遂成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清二季长篇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声喧哗:《红楼梦》中"说唱"解

<红楼梦>中描绘了丰富多彩的"说唱"表演."说唱",一方面指以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有唱无说等形式说唱故事的伎艺;另外也指作为叙述内容的说唱情节."说唱"作为一种伎艺,反映了<红楼梦>创作时说唱艺术繁荣的时代背景;同时,有关"说唱"的情节又是整部书的有机构成,起到了丰富、展现、暗示主要情节的作用.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郎中”医生义的源起与“映”之释义

一、"郎中"医生义应起于中唐"郎中"有两义:官名,医生。《辞海》第六版:"称医生或卖药兼治病者。始于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说药’有‘杨郎中’、‘徐郎中’。"《辞源》:"宋人称医生为郎中。宋·洪迈《夷坚志·三至》己三《刘师道医》:‘伸手求脉,……妇在旁,忽鼓掌笑曰:刘郎中细审此病,不可医也。’《东京梦华录》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有柏郎中     

典籍分类与晚清知识系统之演化

西方图书分类法,始于古希腊时代,基本上是按照图书性质进行分类的.对此,近代目录学家王云五说:"外国图书按性质的分类,可说是发源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主张把学问分为历史、哲学、文学三大类."①近代以后,随着知识分化及分工发达,学术分类更加细密,逐渐形成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图书分类.与希腊时代的学术分类相比,西方近代图书分类"其原则大概相同,不过分类的细目和方法各有不同罢了".这种图书分类法,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类有很大差别.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虽似按"性质"的分类法,但细加研究,多少还是倾向于"形式的分类法",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分类法.     

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

古代民间流行的“说话”是我国白话通俗小说的源头,在宋代有“说话四家”的分类。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对宋代“说话”四家数的认识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鲁迅、孙楷第等主张“四家”当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及商谜;陈汝衡以及青木正儿等人则将合生、商谜排除在说话家数之外,从小说项中分出“说公案”和“说铁骑儿”;王古鲁等人虽也将“合生”排除在外,但只单列“说铁骑儿”为一家。这些划分法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银字儿”、“合生”以及“说铁骑儿”等概念的理解。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婺州文献述要

本文对婺州历史文献从"经"、"史"、"子"、"集"四方面给予疏理,阐述婺州文献以"理学"为主调的基本面貌和"经"、"史"并重、"文道结合"的特色,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兴衰及与学统相为表里等状况作粗略探讨.     

中国古代的相扑与乔相扑

日本的相扑前几年曾到中国来演出。相扑这一种伎艺在日本是历史比较久长的。钱静方在《小说丛考》里说:“迨丙午年至日本,见有一种武士,专尚勇力,互相扑扑,以倾跌者为败,其标志竟书‘相扑’二字。每届节会,辄招此种人使演技,故业此者亦不鲜”。这里所说的丙午年是1906年,而实际上日本的相扑的历史更为久远,据日本《江家次第》《尘添(土盍)囊抄》《名目抄》诸书记载,在历史上曾定每年的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日本农历,和中国农历同),这一天各     

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

先秦儒家,经孔子删定《六经》而定型,孔子死后,遂亦分裂。据韩非记载: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迨至战国,孟、荀二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 孟、荀二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学方法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儒家,在政治上都主张结束春秋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思想上却有较大差异,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讲仁义,荀子主张隆礼;等等。因此,在后的荀子不仅骂子张、子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而且对孟子乃至子思进行了猛烈抨击,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种谬说流传,实“子思、孟轲之罪也。”     

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

民国初年以来 ,不少学者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视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然而从学术史和图书分类学双向角度具体考察从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后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分科的认识 ,并通过分析一些学者以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实例 ,可以发现以四部之名来确定学科的勉强之处     

论中国早期白话小说的兴起——从独立讲唱者的出现谈起

一般认为唐代出现的"白话小说"与宋元话本关系密切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先声.而在唐代白话小说的形成中,职业的独立讲唱者的出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说,唐代讲唱者在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中,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其所强调的声、辩、才、博,对后世的艺术活动影响颇大.而讲唱与民间说话的结合,则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发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艺”与“道”的关系——中国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艺"与"道"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中国艺术哲学、艺术精神的核心、关键和根本.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概略的说明.一从历史上看,儒道两家的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主张"艺"与"道"是统一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里,"志于道"是根本,"据子德,依于仁"是在行为上具体地实践"道","游于艺"则是指在具体地实践"道"之外,还要尽可能涉历掌握各种技艺."游于艺"的"艺",指的是"六艺",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它不等于后世所说的艺术,但包含了艺术(如"乐")在内.由"志于道"到"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是互相联系的,"游于艺"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宋代“吃菜事魔”信仰与官方政策

宋代,东南地区"吃菜事魔"十分盛行,并与社会动乱相互交织,逐渐演化成为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对国家公共秩序和民众日常生活构成严重的冲击,引起宋朝官方的高度关注。一、"吃菜事魔"的主要特征陆游《渭南文集》云:"伏思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襘(会)子,两浙谓之牟(摩)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另王质《雪山集》中也曾论及吃菜事魔:"臣往在江西,见     

公安派骤衰原因试探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一书中用大量例证说明"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鼎立骖靳,秉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并举出三四十条证据,而后断定说:"七子,钟、谭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当时作者如不归杨则归墨然,公安家言尚不足拟于郑之小国处两大间,直曹郐之陋不成邦而已".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俗目骇所未见","王、李云雾一扫",造成极大声势的公安派,热潮一过,骤然衰落,消声匿迹?三袁外,其余人多不记其名字,连继承公安理论的钱谦益在明诗选集《列朝诗集》中也只将雷思沛     

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探析其在两宋理学家的接受境遇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与其文学的传播经受紧密相连,这在北宋和南宋理学家的接受视野中尤为明显。在北宋,理学家们由于在文、道之关系认识上的偏颇和受"道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对柳宗元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当时习以为俗的"韩柳并称"论。到南宋时,理学家们借古文来弘扬道义,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融合,柳宗元的文学地位随之提高,进入了与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并称的"文章四大家"之列,已具备了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柳宗元在两宋理学家接受视野中不同的境遇,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文艺观是影响其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