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科学救国思想及成就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以科学报国的先驱者。终其一生 ,尽力输入西学 ,以知识救国是杜亚泉抱定的宗旨 ,传播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是他救济国家的主要方式。杜亚泉认为 ,科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他通过创办杂志、编撰辞书、编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等方式 ,“不但对自然科学的介绍 ,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 ,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 ,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 ,”从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补白、重构、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试析杜亚泉“动”、“静”观念

杜亚泉是五四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家 ,他以“动”与“静”来总结中西文化的特点。本文通过考察杜亚泉的“动”、“静”观念 ,并结合考察这对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别 ,来看这对本是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在杜亚泉那里如何变成了表征中西文化根本特征的概括 ,揭示出其中文背后包含的西方思想的成分。这一“表中里西”的个案 ,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刻程度。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超越时代的启蒙:杜亚泉“减政主义”思想探析

基于"重视官吏"等传统思想遗毒以及"出身奖励之政策"、"官僚政治"、增进国势与休养民力的冲突等政府治理难题对民国秩序的困扰,杜亚泉提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完备的制度构想:"减政主义"。"减政主义"以调和政府与社会、集权与分权、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以裁剪官厅、减官、减政、厘定官俸、区分"官治"与"自治"为具体实行途径。它与传统中国"小政府"思想和西方有限政府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杜亚泉的"减政主义"思想涉及到一些政治的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论留学生与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近代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风,以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了近代社会诸多方面。留学生首次将西方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对科学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近代中国科学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留学生不仅在选习科目上侧重于自然科学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而且积极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与实践。1915年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的创立,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科学救国思潮在促进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的多重“他者”

"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国粹主义思潮述评

信古与主张复古,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不乏其人。在五四时期——这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力主复古的人物与力主西化的人一样,都很有些特点。五四时期的复古者,不同于对西方文化愚昧无知的封建顽固派,而是些有较多西学知识,有的并且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维新时期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杨度;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两大翻译家严复、林纾;通晓多种欧洲文字,以了解外国而著称的辜鸿铭,还有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人。他们由疑古而信古,由革新转向保守,由向往西方     

二十世纪初刘师培道德救国思想刍议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中,刘师培的道德救国思想颇具特色.他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结合,从学理上辨析了五伦、三纲、孔学、后儒之学的区别与联系,揭露后儒诠释的"三纲之说"为"巫说",主张融合中西伦理道德之精华,藉改造家族伦理,用平等取代等级使个体成为"完人",继之逐步培育近代社会、国家伦理,最后通过近代修身之道与发展近代政党等达到塑造新国民,以实现救国之目的.     

论“东方文化派”

所谓“东方文化派”,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新旧调和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有访欧回国不久即发表《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有第一次对中西印三方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的梁漱溟;有自称是“一东方文化之信徒”的陈嘉异;有标榜“倡明旧学,融化新知”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征等人;有因其《人生观》的讲演挑起了1923年“科玄之争”的张君励;有主张“以农立国”的《甲寅周刊》主编、主撰章士钊。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废名小说的精神取向与文化心灵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废名具有一种追根探源的思想者的气质,这种终极追问者的精神气质使他无法满足于任何现成的、相对的、有限的答案和目标,而是追问"富强之后又如何","机器发达之后又怎样"等在其时代显得迂阔、不切实际的思想命题,在他看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比改造外部世界更为重要。废名的文学创作经历了由前期的造梦到后期的写实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他的心灵由唯美主义的梦之迷恋到现实主义的道德关怀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他在文化精神上由个人主义的精神漂泊向东方文化皈依、认同的过程。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杜亚泉的渐进启蒙思想与占据主流的激进主义相颉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活动所显示出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秉持的文化立场及苦心经营的《东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却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一方面他以稳健持中、超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启蒙文化主张而遭逢众议。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令人深思。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杨杏佛救国思想综论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间”知识精英。受时代精神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激荡,其救国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杨杏佛救国思想主要具有稳定性、体系性与实践性的突出特点。     

从莱比锡大学到北京大学--蔡元培的教育里程

蔡元培在清末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再升为翰林院编修,他在科举道路上顺利达到顶巅.中日甲午之战后,毅然弃官回家乡绍兴,办起新式学堂,开始了他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从1900年应聘于绍兴中西学堂至1906年准备赴德国留学,这七年是他"由办新学而转向革命"的阶段.从1907年6月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攻读人文诸学科,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逐步形成了教育思想兼容中西的理念.从中国到德国也是蔡元培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的重要里程,他回国以后,以民主主义的思想自由原则为总纲,开始建构"兼容并包"的新文化理论.从教育总长到北京大学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付诸实践.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近十一年,实际主政为六年半时间,将一所封建学堂改造成为一所现代大学,使北京大学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列于世界现代大学之林,而成为"五四"青年运动的风暴策源地,也使他成为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北大精神的导师.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