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他通过编辑实践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成功范例。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     

从期望到绝望：舆论视野中的编遣运动——以《大公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期北伐之后,裁兵编遣问题被提上9-程。作为当时社会舆论代表,《大公报》积极参与裁兵问题的讨论。发表大量“社评”,分析裁兵编遣的必要性,提出裁兵编遣的方法原则,并表现了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国民党裁兵编遣运动从期望到绝望的态度变化。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早期商业传媒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以《申报·自由谈》为例

晚清民初,我国传媒业发展出现了从单纯的政治鼓动向文艺性、趣味性、娱乐性转变的倾向.文学格局在新的生存处境下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开始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大众娱乐产品.为娱乐读者、扩大报纸销售量而诞生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仅让娱乐文学在现代大众传播格局中占据了独立席位,它也标志着媒介文化消费品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即兴创作,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始进入规范化、工业化的文化产业运作轨道,并由此形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现代传媒的特殊文化关系和消费形态.     

试论文学概论之研究——以龚鹏程《文学散步》为例

龚鹏程的《文学散步》,现在仍可给文学概论的重写热提供诸多启示：一、必须明确文学概论的基本问题,去掉伪问题和多余问题;二、文学概论的撰写应具有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生命关怀;三、文学概论的撰写应融合中西,但立足点和旨归应是中国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     

“诗界革命体”诗歌主题研究——以清末《大公报》诗为例

作为对"诗界革命"运动的响应,清末<大公报>刊载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时事性,"救亡"、"启蒙"、"女权"等与时事相关的重要主题尤为突出,这是由<大公报>的宗旨和风格,以及其作为报纸这一载体的特质所决定的."诗界革命"运动所利用的现代传媒、所带有的政治意图,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加强和凸显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其美学意义则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都市生活·趣味化·公共空间——以报人作家张恨水的创作为例

张恨水是一位典型的报人作家,他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媒介化的特征,仅就创作的题材而言也清晰地显现了这一点。他出生于乡村,却执著于城市生活——他的小说几乎没有纯粹的乡村生活,而是集中于都市,而且就表现那个时代都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现代作家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坚守信仰·深于感悟·体大思精——读胡良桂的《文学主流的多维空间》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一经解冻,胡良桂就捋起衣袖,在文学批评这块畛域里“长耙短犁”的,翻耕出诸多美妙的时代心灵音符。三十年过去了,胡良桂以文学批评为“发祥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不断地开疆辟壤,在这种延展和纵深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才识和文采,在当代长篇小说、世界文学以及湖南本土文学上创获甚丰。而近几年来,他又努力地超越自我,爬越先前评与史的坡度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文化的视野力图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一个综合性的、体悟性的认识。     

朱光潜美学的“照着说”与“接着说”——以《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为例

朱光潜是本土学术界唯一一位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美学的尊者,其在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美学史等论域都有创造性建树。贯穿这些成果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如何面对西学既“照着说”,又“接着说”。朱光潜的做法是,“照着说”力求吃透原理,近乎“代言”,排除创造;“接着说”则攀上先哲肩头,看得更远、更深、更细,近乎“立言”,颇具创造性与创化性。在《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两部著作中,朱光潜一些重要美学范畴如秀美、崇高、心理距离、直觉说的阐述都印证了上述的态度。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建立——以《人民日报》朝鲜战争文学文献为样本

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开篇之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朝鲜战争文学继承了战争年代的文学传统,以极其有效的举国体制,紧急应对民族生存面临的危机挑战,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形成了第一条庞大的文学生产线以及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传播体系。作为新中国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大量刊载朝鲜战争文学作品,以累积式的文学范例生成共和国文学范式,以同一性取消个体性的文学观念形塑、规约作家创作,与《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主流报刊形成体制化的集团军效应。同构性前提下作家身份的政治考量与作品刊用的选择性差异,决定其在共和国文学建构中的作用和分量。     

1927年初媒体视野中的“党潮”——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

1927年初,“党潮”由“汉赣党潮”发展到反共清党。此间,《大公报》对“汉赣党潮”的兴起与持续、“汪蒋握手”、反共清党等阶段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报道与分析,展现了该报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媒体乃至当时社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关注焦点与认识水平。当局者十分注重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对实现其政治目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文学的哲思——以《庄子》寓言为视点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而寓言是最能体现<庄子>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庄子>寓言既包含主角、细节描写、情节等文学因素,也涵客逍遥、物化、无为等哲理玄思,两者难分彼此,圆融统一.深入剖析<庄子>寓言中这种文学非文学的现象,并试图以"文学他化"理论解释这一现象,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庄子>的历史语境,也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庄子>寓言的完整性和创造性.     

文本阅读结合理论阐释——读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得到的启示

通过阅读F·R·利维斯小说批评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我们可以透过朴实自然的语言论述发现利维斯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即文学的细读分析与批评,并体会到文学批评必须立足于文学文本,切实进入到文学文本中,从文本中自然而然地找到理论作为支撑,做到文本阅读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     

李善注的情感观照——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善以文学语言注释文学作品自然是对传统经学注释的突破与创新,但更与《文选》的编者萧统重情的情感指向及文本本身的情韵有关。情感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善的注释披上了一层情感外衣,尤其是《文选·情赋》注,这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情感的注入是李善注释《文选》的创新,也是李善注释的重要特点。     

乡土文艺思潮与台湾文艺期刊——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刊的《台湾文艺》等期刊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台湾文艺>、<笠诗刊>等系列文艺期刊,刊登过大量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培养了一大批乡土文学的"中坚力量",显示了乡土文艺思潮与台湾文艺期刊在台湾文化场域的共谋关系.乡土文学的出现改变了当时充斥在台湾文坛的浮夸之风,恢复了台湾本身原有的新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