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强力”：生命战斗的方式——重读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在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照下创造出来的精神搏斗之作。这种精神搏斗的方式,是对“原始强力”主题的开掘。路翎通过“原始强力”来展现人物对生命困境的反抗,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心理分析、语言陌生化等创作实验来表现“原始强力”,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审美表达。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研究评述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巨制之一,对其研究的历程充满着坎坷。作品于四十年代出版后得到了胡风等人的一致赞评,而五十年代后政治语境的畸形强化,使得对其研究进入停滞甚至歪曲,七十年代末以来,文化语境走向自由与开放,人们开始了对这部作品的重新打量,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是,在研究中还存在不足,还有诸多研究领域尚待开拓,诸多研究潜质尚待挖掘。     

《财主底儿女们》:舞蹈着的心灵

《财主底儿女们》所呈现的精神样态为舞蹈着的心灵,这既表现为作品人物前进中的奋力突进、旷野中的挣扎、沉重的温柔所带来的滞缓与迟疑,又表现为年轻的作者呈舞蹈之姿的稚拙叙事。     

路翎的“红楼梦”——从《财主底儿女们》看《红楼梦》对路翎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时也开中国现代小说之先河,《财主底儿女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剖析《财主底儿女们》中《红楼梦》的影子,并同中求异揭示路翎对其继承、发展,从而赋予文本新质。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从存在哲学视域看《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冲突”

文学文本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的文本非常少见,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则是一个典型。作为表现对象的冲突纠缠在亲人、爱人、同伴、朋友之间。作家在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人与人相互注视,冲突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路翎对人与人本质关系的思考正与西方存在主义相通。     

现代文学中的叛逆者形象分析——以《伤逝》、《家》、《财主底儿女们》为例

叛逆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组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出生于封建家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具有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时代的感召下,最终冲出封建家庭,走入社会,成为旧家族的逆子、新时代的开创者.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各个时期的叛逆者共性之中又有个性,本文选取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代表作品《伤逝》、《家》、《财主底儿女们》中描写的叛逆者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此类形象出现的原因,三个时期形象的差异与原因,启发人们深入思考此类形象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分裂的叙述 聚合的效应——论《财主底儿女们》的家族叙事

路翎,虽然是一名被埋没已久的作家,但是在新时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路翎的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为研究文本,审视这部小说的家族叙事特点.认为路翎采取分裂家族的叙述方法,把蒋家分别置于上海、南京、苏州、镇江、重庆和武汉六大城市来写,呈现出叛逆的蒋家、斗争的蒋家、权威的蒋家、被遗忘的蒋家和逃亡的蒋家五种特征.作者采用这种分裂叙述是为了突破传统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模式,通过分裂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从而丰富了小说本身的叙事容量.     

故事情节的仿效与中俄家族叙事的分野——《财主底儿女们》与《战争与和平》的比较

许多学者提到<财主底儿女们>在情节上对<战争与和平>的模仿现象,但具体情形如何,语焉不详.从家族文化角度比较这两部小说,其"同中之异"表现在:一、女人的舞台:沙龙贵族之家与后花园贵族之家;二、罪恶的妖女形象:堕落与异化;三、抢亲事件:拯救与伤害.路翎对托尔斯泰创作的仿效,最终化为对中国家族故事的深度表现,路翎的模仿是创造性的模仿.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死亡意识

坎坷痛苦的经历、飘摇动荡的家庭、残酷黑暗的社会等各种合力作用下,造就路翎独具一格的死亡“风景”:路翎不仅将其众多人物安排了死亡的结局,而且工笔描绘死亡的恐怖与阴惨,不是将死亡隐藏在文本之中,而是浓墨重彩地大肆渲染,这体现出对死亡刻骨铭心的恐惧与焦虑。知死方知生,正是害怕死亡,所以才生得更为顽强,对生的渴求是以对死的诅咒的变形形式体现出来的。     

《财主底儿女们》的反“左”主题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阅读较困难但内涵又丰富的一部作品,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其实也透露出一种以往研究者所未注意到的重要思想,即明显的反“左”主题,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作品主人公蒋纯祖针对作品中所反映时代的现象以及周围“左”倾思想人物的对立中,这一新的主题提高了该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论东野圭吾文学叙事中的人文关怀——以《解忧杂货店》为例

东野圭吾是当代日本最杰出的推理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多以匪夷所思的案件、精妙绝伦的推理、跌宕起伏的剧情来剖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素有“黑暗美学小说”之美誉。其扛鼎之作《解忧杂货店》则一反常道,以温情的故事为叙事母题,以穿梭时空的信件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人们在梦想、爱情、家庭、人性面前做出的一系列充满人文情怀的抉择。以小说《解忧杂货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叙事学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予以解读。首先,分析东野圭吾文学叙事与人文关怀的关联性;其次,从梦想、爱情、家庭、人性四个维度探讨东野圭吾文学中的人文关怀;最后指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爱情的包容、父母对子女的大爱、对人性的救赎是东野圭吾文学作品中人文关怀的主要表征。     

奇异的文体策略与荒诞的真实 ——评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敢于书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用真生活真现实的创作,迎合了文学向外转的倾向。小说在语言、叙事结构等文体方面所采用的策略造就了带有独特荒诞感的奇异现实主义。小说的荒诞书写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现场感,同时也在隐喻一个更加真实的吃瓜时代,而在场的或者不在场的吃瓜时代的主体——吃瓜儿女或者说吃瓜群众,却往往会在这个时代中迷失,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这也正是小说的荒诞内涵。     

明清“上”类双音节方位词比较研究——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

通过对《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中"上"类双音节方位词的计量对比研究发现,从数量分布上看,《儿女英雄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非常接近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尽管从明代末期到清代中叶仅仅只有200多年的时差,但双音节方位词在两书中却有着不小的差别:在《型世言》中,"上"类双音节方位词的用例分布不广,且基本上只能单用,作主语、宾语、状语,极少数用作补语,且用例较少;而在《儿女英雄传》中,"上"除了单用,还可以与其他词联合成短语,作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及兼语,甚至独立成句。另外,"上"类双音节方位词在《儿女英雄传》中的用例较多,用法与现代汉语基本相仿,由此我们看到词汇从明到清,向现代汉语方向发展、演化的轨迹。     

思想焦虑与书写愉悦——再论《儿女英雄传》

出于对<红楼梦>影响的焦虑,<儿女英雄传>通过儿女、英雄的叙事内容及严谨结构力图论证在社会秩序内建构自我的必要性,但它所沉迷其中的戏拟传统、建构自我的书写愉悦反而从秩序和自我两个方面质疑了它本身的论证.     

从《儿女英雄传》看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

《儿女英雄传》及其序文揭示了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斯理论具有较充实的内蕴：＂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方为上乘小说;提倡塑造既具＂英雄至性＂,又有＂儿女真情＂的复合式人物性格;严格区分＂正附、主宾、伏应、虚实＂,潜心设置＂闲笔闲墨＂的结构法则。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表现了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着意发挥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功能等积极意义。     

略论《儿女英雄传》的两性格局与创作心态

《儿女英雄传》讲述了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一夫双美＂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十三妹,集＂儿女真情＂、＂英雄至性＂于一身,作出了种种侠义之举;而男主人公安骥却几乎毫无作为,仅止于被动地接受女性的付出,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女强男弱＂的两性格局。这与西方同类叙事文学中的两性格局大相径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作者的创作心态,并借助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这部小说中＂女强男弱＂格局产生的原因。     

明清“怎”系疑问句研究——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

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通过对怎字系列疑问句的对比研究,发现:口语对疑问句及疑问词的影响比较大,带有文言色彩的疑问词逐渐为社会所淘汰;而从音节上看,单音节、三音节的疑问词部分地为音节疑问词所取代;从疑问语气来看,清代疑问句的语气词变得丰富多彩,疑问句的句式也形式多样。     

被误读的作品——论《财主底儿女们》的文化反思意识

对蒋家溃败及对人物苦难命运抱以真切的同情与哀挽,传达了对传统文化失落造成人的价值体系混乱的悲剧性体验,表现了清醒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带有文化分析小说的特质.以蒋捷三作为突破口,可以更明确地看到作品对西方现代文化对人的异化的负面影响,在比较中看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魅力.     

论《儿女英雄传》中“作者现身”方式

《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技巧非常出色。其最特别的,是文本中作者频频现身。这种“作者现身”有违小说发展为一个成熟文体之后“作者隐退”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说书人”对作者的指涉以及书中人物对作者及小说本身的评论。这一技巧神似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但是,小说中一次次的“作者现身”,只不过是作者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意在赢得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元小说恰恰相反,它是要解构作者权威的。     

论《八月之光》中人物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以克里斯默斯为例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但它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就已经存在。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中,人物的存在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以主人公克里斯默斯为代表,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种:时间中的悬浮、空间里的游离和精神上的偏执。而失去确定性之后孤独飘荡的个体,就成了《八月之光》中的核心意象。对于这种困境,福克纳在小说中虽未明确地给出拯救的方式,却通过莉娜的象征意义间接地指出了一条解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