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环境税法建制原则——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缘起于环境保护法的环境税法试图以税收这一经济工具调控污染者的行为,以促进环境保护目的的达成。环境保护税立法平移了排污费制度,既未能实现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误读的矫正,在理念上又忽视环境税法横亘环境法与税法这一复合属性,使得环境税的激励诱导效果难以发挥,并且有沦为环境法附庸的危险。唯有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引入税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纳税人基本权保障原则,环境税法的立法目的方能达成。     

日本环境法理念的转变对我国环境法发展的启示

立法目的是各个国家立法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日本环境法目的理念发生的演变，并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进行比较，对我国环境保护法“二元目的”进行探讨，提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应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最终的“一元目的”。     

循环经济立法与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对保护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循环经济不等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法不是环境法。将循环经济法视为环境法将会导致其与现有环境法体系的冲突。从立法层面看,应在环境法领域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前期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急于进行循环经济专项立法。     

消费税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考量与设计

立法目的条款是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修改和实施的方向性条款。消费税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税,更应在立法文本中明确其立法目的,以保证消费税税目调整正当性,弥合消费税法文本与实践的分歧。从内容上看,消费税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设置,应考量消费税法与环境保护税法、消费税法与增值税法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厘清根本目的与直接目的的层次。从形式上看,消费税立法目的条款应采用多元分层的递进式模式,并严格遵循立法目的条款形式表达的一般范式。     

宪法中环境保护规定比较研究

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环境法和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是人类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愿望在各国宪法中的直接体现和反映。我国有必要对现行宪法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公民的环境权和政府的环境职责加以确认和规定,使得环境的法律保护获得更为直接和具体的宪法依据,也为相关法律部门建立和完善环境立法提供依据。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变迁:1988—2008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自1988年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指引之下,既重视法律文本的完善,又关注法律的实效,以此为借鉴,中国环境法在修改过程中,可以突出以下方面:一是进一步充实立法原则;二是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三是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     

对超标超量排污加倍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法律省思

2015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和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加倍征收环境保护税。但这种对超标、超量排污加倍征税模式不具有法律上的可税性：一是它混淆了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的概念,将违反环保法规定之义务所应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规定在税法的义务性条款中,与立法技术不符,不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二是它违反税收公平原则,且导致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与其他环境保护法律、行政处罚法律的相互矛盾和冲突,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应取消《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违法行为实行惩罚性征税的规定,代之以在环境保护单行法律中具体规定超标、超量排污的罚款处罚幅度,以使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真正实现公平、效率的财政税制目标。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浅论

环境利益具有公共性,公众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于二战以后,并为国际社会和国内立法所肯定.在我国,此原则为环境法所确认,但是并不完善,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急需从公民环境权的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健全.     

论新《环境保护法》的定位和基本原则

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方面最主要的立法,新《环境保护法》认真贯彻“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将其定位为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基本性法律,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长期的基础性指导作用。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在立法上明文规定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显著而巨大的历史意义。就法理解释、立法技术而言,新《环境保护法》的定位及其规定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在未来的中国仍有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的必要。     

环境法的立法价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环境法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无论在我国的环境保护还是在环境法制建设中都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部法律需要进行全面修改,才能适应我国解决新型环境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的需要.在修改之前,只有首先确定立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才能确保法律修改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环境保护税法设计中的利益衡量

环境保护税旨在将生产经营活动中污染环境的负外部性内化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成本中。在环境保护税法的设计中,其功能定位是通过增加排放污染物的经济成本来抑制纳税人污染环境的行为选择,达到"寓禁于征"的效果。其税收负担轻重的设计合理与否,判断标准是纳税人是否因此选择引入环境有益技术。其税收收益应当由地方独享,按照15%∶85%的比例在省与省以下财政级次之间分享,计税依据则是应税污染物的排放量。考虑到征税时机尚不成熟,二氧化碳排放行为暂时不宜纳入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     

一元多层次税法立法目的体系的建构

我国绝大多数制定法设置了立法目的条款,但目前已制定的12部单行税收实体法中仅有两部设置了立法目的条款。立法目的旨在声明一部法律的精神内核,同时也作为基石范畴统摄整部法律。税法目的在立法上的罅漏应为立法者有意为之之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尚欠缺提炼目的的制度基础、本土经验与理论共识,另一方面是留待制定《税法总则》或《税法典》时作出。税法目的的提炼既是《税法总则》或《税法典》制定中的必备要素,又是税法理论体系完善的观念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法益、功能与规范三条路径入手,经由"经济宪法—税法总则—单行实体税法"的双向互动路径,可以提出"一元多层次税法立法目的体系"的建构设想,一元即以纳税人权益为核心,多层次即以财政目的、经济目的、社会目的为基础的开放性目的体系。依照一元多层次的税法目的,税法学应当迈向宪治主义,实现纳税人与政府的共治。     

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之信息公开条款群

2012年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就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已有重大突破,但仍存在制度定位不准确、法条编排思路混乱、结构不合理、法条繁简失调、相关制度未能集中规定等不足。《环境保护法》的总则应明文宣示公众参与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前提和依据,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地位,进而区分主体和行为的种类,分散地规定组成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要点,为日后下位法的立法细化奠定制度架构。此外,还须确保每类环境信息公开的违法行为均有对应的法律责任。     

污染产品税OECD经验借鉴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无论是出于环境保护功效抑或收入累退性的考虑,污染产品税已经成为OECD环境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税种,然而,我国新一轮环境税改革仅体现了排污“费改税”的立法思路,却将污染产品税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借“环境保护”之名,《环境保护税法》得以顺利出台,却行“排污税法”之实,环境保护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因此,应借鉴OECD环境税体系经验,将部分污染产品纳入《环境保护税法》征税范围,研究探索可供选择的立法建议。     

论未来我国环境立法的方向——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未来我国环境立法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环境立法应当以生态文明为目标,更加严格地保护环境资源,更加重视对公民权益的维护,推进环境法的执行.以促进生态文明为目标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更加严格地保护环境资源要求对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的规则和制度总体上应当越来越严格.更加重视对公民权益的维护要求推进公众参与和受害者救济.推进环境法的执行要求转变执法理念,增强执法主体的独立性和执法权限.《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以此为方向.     

环境保护中的软法治理

环境法发展日新月异,而环境保护的效果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也许是环境法学者始料不及的.传统的环境保护采取的硬法治理模式,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保护形势面前日益暴露出其弊端,而软法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有助于高效应对环境问题,并能够实现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正如回答4的平方根是±2而不是2一样,对环境保护中的软法的研究也许可以为环境保护目前的困境提供一丝线索.     

浅析我国环境立法目的的定位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的目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将该法有关目的的规定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立法对立法目的的规定相比,在本质上其实还停留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定位为彻底坚持以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正义为根本,以维护环境利益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伦理支持,最终确立“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环境保护立法的终极目的与价值追求。     

“双碳”视阈下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证成与立法安排——以《环境保护税法》修改为依归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环境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决策。“双碳”政策工具尚不完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局部调节乏力,且规制碳排放的财税制度缺位等多种问题叠加,为“双碳”政策优化留久巨大空间和潜力。碳税制度的生成既能协助应对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威胁,又可完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还能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配合,最终有效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以财税政策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要求。要想构建符合法理并兼顾社会实际的碳税制度,则需立足于政策指向、社会可接受性及立法成本的三维因素,以“单独式”“并入式”以及“综合式”立法路径进行可比分析,进而考察碳税制度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及消费税之适配性,以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为最优解。据此,可以相机修改《环境保护税法》,以温室气体为新增独立税目,并构造过渡性的税率与计税依据方案,明确纳税主体的阶段性排除与税收优惠的谨慎适用,同时对附表条款进行相应更改。     

论环境保护语境下的绿色壁垒问题

在当前国际贸易中,设立WTO环境贸易规则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但WTO环境贸易规则同时制造了贸易的壁垒和障碍。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源于对环境保护价值取向的不良利用。WTO环境贸易规则在环境保护语境下,应当保持其维持贸易自由的作用,但同时应当考虑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的微妙之处,从而健全其规则的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在伦理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之间充分地平衡,才是克服局限的有益出路。环境保护、绿色壁垒的目的理性的有限性问题的解决进路是伦理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之间关系的合理化。     

论《能源法》环境保护价值及实现进路——以完善企业环境责任规范为视角

目前,《能源法》的修订正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能源行业普遍具有较高环境风险,因而环境保护是《能源法》立法目的及价值定位中的应有之义。能源是经济命脉,能源企业是命脉之基石,能源企业环境责任担当是现代能源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将能源企业环境责任作为支点。在《能源法》立法中实现与《环境法》有关联、不冲突、更具体的有效衔接,完善能源法中企业环境责任规范、实现《能源法》环境保护价值,以利于《能源法》更好地发挥杠杆作用,带动能源、经济与环境"2+1E"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