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维度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回答生态危机问题最强有力的声音,虽其运动和理论诞生未久,理论体系较为松散,但主要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一个共同的维度:社会正义。它们都从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和现实表现入手,最终强调社会正义在对抗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未来的绿色生态社会的建构。可以说,社会正义是贯穿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最重要维度。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圆心而展开的,使其与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相融合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质,它的现代转型必须围绕其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而展开,坚持德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原则。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其建构生成的原生态土壤。     

城市化:空间变化与社会重构

城市化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城市空间格局沿着功能分区与社会分区的方向调整和变化,同时,职住分离成为新的城市常态,以单位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逐步向以社会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变,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区,不同社区的区位及其环境各异,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分化。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缺少交往和交流,不利于人们的平等发展、全面发展,不利于人们和谐相处,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全球城市产业转型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城市经济服务化推动中心城区重新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张.目前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优化升级之中.在地区性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与广州等城市,服务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正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成为城市主导产业,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重新布局.国际化城市郊区化进程正在加快,城市建成区不断从中心向外围扩张,近郊成为人口密度增加最高的区域.中心城区成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地,在中心城区居住密度下降的同时,其产业密度却在上升,中心城区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进一步密集化.     

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时间和空间入手的社会理论重构可以从重构的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两个维度去理解.在理论路径上,这种重构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条主要路径;在内容层面上,这种重构一是对空间进行重新解释,二是社会认识论再造,三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重新解释当代社会.在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交叉构成的理论网络中,呈现出社会理论重构谱系的样态.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福斯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生态学需要的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前提,提出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联盟的方案.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角度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斯特关于生态正义理论的理论努力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带有全球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当代都市社会中的穆斯林群体——上海与纽约的比较研究

上海和纽约两大城市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活方式下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历程.但两大城市都有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社区组织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任务:如何对待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如何规范清真食品的供应问题?如何管理穆斯林社区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中如何调解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如何开展宗教对话和宗教理解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两大城市都有成功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由于两大城市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中,因此它们在都市社会与穆斯林少数民族社团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矛盾分析与正义建构

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差异性社会与差异的正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与价值维度

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尺度,社会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历史基础和制度体系说明了我国处在"差异性社会"阶段,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大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差异性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有差异才有和谐,在(社会主义)差异性社会的基础上,"和谐"才是一个可能和必然性的目标.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差异性社会)决定了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应是"差异的正义".在实践"差异的正义"的过程中,制度公正是首要的,制度设计要以"最不利者"为基准;要坚持"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的统一;要警惕新平均主义的抬头,反对新自由主义.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重构

社会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都市公民都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社会现代化对当代中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资本全球化、全球都市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消费多样化表现出来.评价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的基本观点是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必然会出现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对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不能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态度;要让都市成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生活需求的美好的社会空间.     

自发秩序与社会正义--哈耶克与罗尔斯的分歧

本文力图说明当代自由主义思潮中两大人物哈耶克与罗尔斯的理论分歧.文章首先说明,二者不同的关切主题和理论路向,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理论目标;然后借助自发秩序与社会正义两大核心概念,展现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主张及其未进行直接理论交锋的原因,从而透视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野所在.     

历史维度中的社会想像与民主转型

二十世纪是民主大步迈进的世纪。虽然各地的民主进程不尽一致，而且总免不了进两步退一步的问题，不过长期的发展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这一趋势在二十一世纪仍将继续。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乐天派(尽管有些朋友喜欢这么说我)，也不是因为我相信进步是必然的，而是从长远看来，民主正在成为唯一能够长期保持自身合法性的制度。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稳固的等级制度，它们建立于对有序宇宙的信仰之上，因而是稳固的。这种信仰认为，统治者的权威是“天”授的，或是来自     

公义语境下的儒家社会正义原则——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近些年来,如何在中国建立社会正义理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建构尤其重要。黄玉顺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对此,本文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认为应该代之以公私权责对应原则和正当性原则。     

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

在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四个大的发展趋势.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