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拟话本创作中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的融合

拟话本发展到晚明,在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融合的现象。作品常常通过以市井题材表现教化主旨,以市井社会为背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将市民与文人的理想、道德、趣味相调和,将话本模式与文人个性风格相融合等方法,达到既满足市场需要,又体现文人作者创作心理的目的。     

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晚明专制统治出现一定的松动,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双向互动,世态民心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社会主流文化发生嬗变,新思想从旧体制中潜滋暗长。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科举制官僚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科举社会的成熟发展,塑造了主导社会文化的文人阶层,看透科举官场病态角逐的知识分子,动摇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内部思想震荡溢出传统政治秩序的藩篱。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使科举制下知识人群体的主体意识觉醒,营造出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舆论场域,在社会诸多层面形成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叛离。伴随西学东渐的影响,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早期政治伦理启蒙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客观上助推了晚明社会政治的变局。     

晚明社会与孟称舜戏曲的超现实意义

晚明的孟称舜是继汤显祖之后的又一个卓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其戏曲作品以重情为主要审美标准,曾被时人称为“言情家第一高手”。孟氏在戏曲中传达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当时具有一种超现实意义,究其原因,与晚明时期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学界的思想解放、士人的逐渐觉醒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晚明学术中心的形成与鄂东学派

晚明鄂东是天下春秋学的中心、礼记学的中心和医药学的中心,诞生了李贽的"童心说",催生了"公安派";李贽的"童心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晚明科技与人文的最高成就,鄂东成为晚明学术的中心。明代中期以后汉口兴盛,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科举的成功,鄂东出现了一批文化世家。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养成学术流派;结社讲学,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著作,强化学术中心地位。鄂东学术中心的确立,对明清以来鄂东社会、湖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乡村博弈:国家整合的内在紧张——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尝试性解释

本文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日用类书的出版与晚明商业社会的呈现

明中后期,随着商业出版的发达,日用类书的出版空前繁荣。此时的日用类书,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门性的,内容都比较丰富,可谓包罗万象。综合性的类书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内容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和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它是晚明商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呈现,从中可以看出晚明是一个奢华的社会、享乐的社会,也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社会。     

绮丽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以晚明小品文为考察中心

晚明小品文绮丽审美风格赓续南朝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传统而具有新质。在思想格调层面,它躲避宰制儒家崇高精神所标举的明道、宗圣等规约,注重个体极致性的审美愉悦,日益表现出唯美—颓废精神;在创作主体方面,由有位的士人转变为山人、处士等身份低微的士阶层,进而题材内容告别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性的小叙事;在感性形式方面,它于长行文字八股时文文体之外,大兴独抒性灵的短札书牍等,极为注重以女性化的譬喻方式为代表的细节描写。这些新变不仅表现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审美自由,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文人文化,而且将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阳刚的崇高审美风格转变为阴柔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表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中人与文的觉醒,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

儒家推崇情之真并以之作为"仁"、"礼"的一个核心标准,这种推崇蕴含着以情之真涵盖情之善的理论路向,并最终导致了情之真与情之善问冲突和紧张.儒家对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揭示和消解努力,在心性伦理的形式下不可能普遍有效.情之真与情之善紧张和冲突的消解之方来自社会现实而非心性之内.     

内在与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本焦虑

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内在与超越是内在意识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可能道路就是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己卯前夕：晚明济南的城市社会与生活

晚明时期济南城市的社会与生活,在诸维度上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变迁。生活空间方面,新的聚居区与城关市廛渐成规模,城市园林雅俗并现,济城居民在争竞、营建生活空间的过程中不乏生活方式的主动调适。民众活动方面,岁时庆典、信仰参与、城郊旅游的进行,使城市与乡郊联成相互沟通的活动场所,搭建起城乡民众共享日常的文化空间。社会风气方面,城市社会经济的勃兴引发以崇尚奢侈为表征的消费扩张,亦使游民群体成为城市社会新的弊病。晚明济南丰富的城市生活虽因己卯之乱与鼎革滋扰而被迫中止,其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却并未消亡,因而入清后得以承递而复兴。     

差异存在与平等诉求——熊十力外王学的内在矛盾与演进历程

儒家外王学的核心精神是差异,而平等则是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诉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熊十力外王学的内在矛盾并推动其思想演进。熊十力早年以西方平等理念批判传统儒家外王学等级思想,而在其思想的发展中,则逐渐找到了化解差异与平等之间矛盾关系的途径,即以儒学的气质禀赋论肯定差异存在的永恒性,同时借鉴《春秋》三世说肯定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熊十力重新强调差异与平等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早年思路的回归。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论晚明漳州霞中诗社

万历中,漳州诗人自称"东南才士"、"东南衣冠"、"东南之美";以"东南"指称漳州,以张扬其声势。明代诗社林立,地处中国东南的漳州迟至万历中才组织史上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诗社——霞中诗社。诗社发起人是张燮和郑怀魁,其初人数多达十三人,称"霞中十三子"。漳州文教兴起较晚,诗社的成立,体现了这一地区诗人的文学群体意识觉醒,他们甚至认为在地结社是千秋大业之举。诗社持续了二十来年,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订盟兴盛时期、延续时期和衰歇时期。与诗人结社密切相关的,一是诗友文集集中地推出,二是漳州一地历代诗歌总集的编纂,集体发声,展示了其地诗歌创作的声威,提高了地方诗人创作的自信。但这个诗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明显的弱点:一是成员比较松散,不仅居住地并不集中,部分人员长期游宦他方;二是领袖人物缺乏登高一呼的号召力,也没能提出独特的诗歌主张;三是地处海隅,创作基础不够广泛,与他地的诗人、诗社缺少广泛交流。明清易代漳州遭受战乱重创,诗社典籍几乎荡然无存,以至后世知之者甚少。     

新传统的兴起——晚明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

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构成了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旧传统"。而晚明市民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表明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其主张的是人性自由与个性发展,追求的是物质享受与生活乐趣,质疑和批判的是儒家纲常礼教。这种文化传统,虽然尚不成熟,但它的灵魂——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念,已经为那个时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它本身也未因朝代更迭、世道盛衰而终止,虽几希一线,终绵延不绝。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递进,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提供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在高雅与世俗之间对自由人格理想的追寻——晚明文人心态新论

前人所持的晚明文人心态完全是病态人格的观点不够公允,晚明文人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人格理想。晚明文人推崇庄子的自由精神,向往禅境的体验,追慕魏晋名士任情纵性的风度,并受了心学、泰州学派、狂禅等启蒙思潮的鼓舞和世俗文化的浸染,最终选择了将高雅与世俗相融合,在世俗中超越的自由之路。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     

“意识内在性”的瓦解,还是“内在意识”的持守——与郝亿春先生商榷

马克思发动了突破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结论,但是对其哲学革命的发生路径和方式却是众说纷纭.吴晓明教授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基础入手,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性质问题,并将全部现代形而上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指证为通过主体性之被规定的"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对意识内在性的瓦解过程,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对于吴晓明教授指称的马克思贯穿并瓦解"意识内在性",郝亿春先生于<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发表的<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的内在性"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商榷.然而在笔者看来,郝先生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意识内在性问题之关联的理解存在诸多谬误.由此,笔者特撰本文与郝先生展开讨论.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略论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儒学的“慎言”与基督教的“戒谎”——早期耶稣会士中文论著中的“言”及其对晚明社会的适应

先秦儒学倡导木讷寡言,基督教则力戒以隐瞒事实真棚为主要形式的谎言。晚明来华耶稣会f在沟通和揉合这两种不同的言论观时,依据其既定的适应策略,挖掘和突出共同点,淡化分歧点,尽力使基督教戒谎思想带上儒学的色彩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不过由于在耶稣会士的宗教使命与其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当涉及到神父们自身的道德践履问题时,戒谎信条便面Il缶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