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的转型

当下全球正处于技术和产业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这一深刻转变,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此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创新范式上,前者为组合式创新范式,后者为采摘果实类创新范式。创新范式的巨大差异,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其进程难以通过采取通用技术或主干技术分析这类方法加以把握,尽管这一方法对于分析前三次工业革命是适用的。作为融合多种新趋势的突破性式技术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总体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难得的"直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为了抓住这一机遇,中国既要发挥好市场的力量,也要通过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发挥好产业政策的作用,但面对新的局势,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过去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成功做法,而必须与时俱进,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进行新的筹划和必要转型,以提升中国适应、参与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力。     

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

自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受到广泛讨论,但对于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如何参与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仍众说纷纭。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与中国能否利用好这次历史性机遇、避免重蹈前几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关系密切而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比较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双轨战略和双轨机制加以应对。     

商品生产也是一次产业革命

<正> 钱学森同志最近在《四种革命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给产业革命下了一个定义,认为“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飞跃叫产业革命”。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是农牧业的出现,第二次是商品生产的出现,第三次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机器生产,第四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技术革命,第五次就是当前出现的新的技术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是大农业的出现,即用新的技术革命来改造农业,消灭三大差别。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范式略有不同,施瓦布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将这次产业升级界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它在内涵上不仅包含前两者,在意蕴上更为丰富和饱满。施瓦布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当前的工业、商业、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开启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弹性工作和灵活治理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当从核心竞争力、实施路径、人口优势、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型提供根本保障。     

创造·创造力·创造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新的产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学就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而兴起的。可以预料,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实行全面改革和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创造学在我国将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创造学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的创造才智空前活跃起来。本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现与日俱增,技术发明层出不穷,结下了无数举世公认的硕果。请看有代表性的五个科技领域:     

论河北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近年来,世界上关于新的工业革命的情况众说纷云,诸如“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等等。虽然说法不一,动机各异,但其基本根据却是共同的,即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是从信息工业,主要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包括新型材料、新的能源、工业机器人以及激光、光导纤维、生物工程、海洋开发、宇航工业等新兴科学技术为标志的。这些最新技术的应用将对整个产业结构、传统工业、未来生活方式以及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新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现在已经突破的新技术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广泛运用到工业生产领域后,将促使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这个新的动向,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我省人民来说,确实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新技术革命面前,世界各国包括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都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某些传统工业甚至所谓历史上的支柱产业日益衰落,而新兴产业却在高速度发展。从经济发展阶段和我国现实情况看,我们的传统工业尚处于发展时期。在今后若干年内,传统工业仍将是我省工业的主体,也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宏伟目标的主力。与此同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政策含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涉及使能技术、生产工具、制造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等不同层次技术簇群的涌现和扩散,也涉及人力资本结构、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组织结构等经济制度要素的深刻变革,是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协同演化的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国的制造业战略和政策调整,要在坚决打破"低成本诅咒"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政策含义,针对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的部署做出策略性的反应。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当逐渐由占领"制高点"向形成系统性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转变,由扶持标准化装备的组装向促进架构技术创新能力、大型工程管理能力和创新网络协调能力等集成能力提升方面转变,由扶持一体化的大企业向促进核心零部件和系统软件领域的中小企业、创业型企业发展以及社会化开源创新转变。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基于产业转移演进视角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数百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成功上演落后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案例。中国若要成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就应在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充分利用中国科研的人才优势,切实做好新技术产业化,进而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重塑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也是第二种"机会窗口"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所提供的战略选择。     

近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对英国工业革命研究综述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有其内部(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前提)和国际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甚至与中国农业技术与纺织技术的间接影响、启发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工厂制度的确立,它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因此它含有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两方面的内容。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也连渐暴露出来。“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在汉语中是有联系但又有曲别的两个概念。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之一,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充足的资金是必备的政治、经济前提.     

“近北极机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

北极对中国十分重要,但中国如何参与其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北极机制的构建进行重新思考。现在有关北极的三种机制都存在局限:"扇形原则"只有利于加拿大与俄罗斯;"环北极八国、五国机制"明显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排除在北极治理圈之外;"全球共管北极"又被所有"环北极国家"坚决反对,不具有现实性。因此,"近北极机制"的提出是一种新的尝试。在不久的将来,"近北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将成为治理北极的可能的新选择。     

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方式和现代特点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历了第二、三、四次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产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趋向高级化。近二十几年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环境中，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变化出现新的特点，即产业信息化加快、产业间融合趋显以及中间产业凸显、产业软化加快、产业高级化加快。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

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网络空间发展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网络空间的发展。由于目前的网络空间更多地表现在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它是否属于工业革命的范畴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 “工业革命”一词已经属于一个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相关的概念，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是否发生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无关。在Web 20阶段，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为我们发展数字和智能经济奠定了数字生态优势。因此，基于网络空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中国。     

“施瓦布景象”真的存在吗?——技术牵引条件下系统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性生产组织不断创新,利用智能平台实现"个体化"优质服务成为常态,传统的企业生产、生存形式受到挑战。以技术牵引为动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交织构成系统性变革。经济史研究表明,技术革命可以诱发诸如使用权的"共享经济"发展,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所有权及其决定的社会制度性质。技术牵引不等同于技术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现状还要受制于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过分夸大并追求技术效果既容易导致商品供求陷入被迫式调整而非有效平衡,也可能致使科技异化并诱发经济风险,系统性变革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无法从单一的技术要素得到论证,由此观之,一味放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无益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唯道是从”的德论——《道德经》研究

老子的《道德经》由道论和德论构成,"德"是"道"的显现和作用,"玄之又玄"的"道"要通过"德"才能更具体地理解。"德"的内容是由五个层次形成的结构:最高层的是"玄德",第二个层次的是"上德",第三个层次的是"下德",第四个层次是"上仁",第五个层次是"上义"。至于"上礼",《道德经》则将其排除在"德"之外。人育德的具体要求是"三宝""七善"。"三宝"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七善"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经济发展与从业人员类别分析

在分析人类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建国以来从业人员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50多年来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变迁。重点针对20世纪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经济模式变革引发的全杜会从业人员需求结构的改变,对“高价值”生产模式下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新的类别分析。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学术动向

近年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认为,世界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即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为“第三次浪潮”。主要论著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最近在我国已有中译本出版),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内斯比特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此前,还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等。最近美国《芝     

论我国农业从“跟踪”到“超前”的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如果说,是牛顿力学敲开了十七世纪的大门,为英国展现了产业革命的光辉前景;是爱迪生的天才发明揭开了二十世纪的帏幕,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进而推动了美国各个工业部门迅猛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今天以微电子技术、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重叩二十一世纪的大门,正在向人们预告着一个将给每个民族和每个人带来巨大变化的世界性的经济冲击波。 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新的技术革命都将或者正在给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带来同步影响。新的技术革命在推动工业革命的同时,对农业的技术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态系统也将产生全面冲击,促其革新和优     

信息革命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导致"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缓。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一些由技术现实驱动的产业业态变迁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技术发展趋势,在既有理论基础上,试图详细阐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和作用机制,"新产业生态系统"为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工具。     

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深入进行体制改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来临,对于我们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知道,人类历史迄今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笫一次开始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即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称工作机和动力机革命;第二次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