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西南丝路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西南丝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通道,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古代文献也有很多重要记述。四川境内发现的一些早期佛教造像表明,印度佛教很可能是由西南丝路传入中国的。西南丝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     

云南佛教造像的渊源———从佛教摩崖造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西南篇章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云南及川渝两地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成果清楚显示出云南佛教造像最初就属于南朝四川造像系统,唐宋时期,其造像形象、名称、内容题材、造像目的等系中原北方地区经四川传入。 元明迄今,云南的“阿吒力教”是巴蜀地区宋代职业僧人“应赴僧”及所用科仪演变出的名称,内容无变。不同的是,在元代统一战争过程中,巴蜀地区唐宋以来积累的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传统几乎消失, 而云南没有受影响, 除保留了原来蜀地传来的经典、佛像等内容外,又吸收了藏传造像元素,使造像内容题材增加了宓教元素,梵文经咒使用更广。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造像与佛教初始输入的别径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都认为印度佛教是经西域传入中原,尔后再在国内传播开的。佛教进入我国的时间则持多种说法。本文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大量早期佛教造像与画像砖上的佛教美术图案,结合历史文献典籍,加以分析考证,得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是佛教的初始输入地,传入时间应在西汉末年。     

当代造像匠工的审美取向与佛教艺术风格的演变

通过跟踪考察甘陕一带的寺庙造像工程,对贾玉龙①为代表的殿堂造像匠工的造型思维研究,本文认为当代造像匠工的审美取向不仅仅具备着地域群体审美观念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呈现出了个性化特征的审美倾向。反映在造型中,虽然这种“个性化特征的审美倾向”不可能跨越宗教的范畴,但是,它却实际的反映了中国本原哲学在民间活态传承发展的事实,同时,它也是影响宗教艺术在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结合

中国古代雕塑传统早在秦汉时代即已成熟,形成了本土的艺术审美和造型艺术特色,其内在审美和中国绘画相一致,特点为温柔敦厚、内在静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印度,在其传入初期具有明显印度风格,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与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和。云冈石窟造像多用平直刀法,造型雄武,多印度元素;龙门石窟改用圆刀刀法,造型祥和,一派汉风。中国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痕迹及其与民族造型艺术的结合可以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清楚看出。     

中古佛教的传播与自然审美观念的形成

［摘要］中古佛教的传播在改变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改变了中古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般若性空学说与玄学的结合使中古文人发现了自我和自然的二重性,或曰“双重发现”。他们一方面把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来对待,依据自然界自身的环境、材质和人自身的自然结构来创造审美和膜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自然界看成是“自我异化的精神”,看成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极乐世界。作为物质的我在观察自然时与自然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能够将自然之精微之处描绘出来;作为精神自由的我则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幷将自然规律融冶于社会生活,这是中古文人自然审美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佛教造像的兴起又改变了中国本土造像的传统题材、手法和风格,形成了一种以追求“般若绝境”为最高存在的新的自然审美观念。     

《又见敦煌》:丝路精神的审美表达与情感认同

《又见敦煌》全新的观看空间既包含着古老敦煌的文化意涵,又以对话的形式激活了观众的情感记忆,通过对敦煌文化的视觉呈现,对丝路精神进行了审美化表达。情境体验这一戏剧形式重塑了观众的感知方式,使个体情感与演出空间相连,个体的审美经验被编织在承载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意空间中,观众经由体验对敦煌文化产生了情感认同和审美认同,敦煌形象也在创意空间的多重表征下获得新的生命力。     

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

《百拜祈愿文》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多有保存,而且这些写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敦煌写本和收入《甘珠尔》中的《百拜满愿文》相比,敦煌写本P．T98V号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敦煌P．T22号写本类未传至后世。从内容和结构看,《百拜祈愿文》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中将其列为佛经。藏文史书中有关《百拜祈愿文》的传说尚无佐证,应是后世的虚构。     

追福与荐亡——造像记所见北朝时期的追荐之风

北朝时期的造像记中,有大量追荐亡者的铭文。从发愿对象来看,主要是家庭和家族成员。这类造像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祈愿内容大多与宗教信仰相关。含有荐亡内容的题记表明,亲属亡故以后,通过造像为其超度,已经成为当时一种较为固定的仪式。而佛教的某些仪轨,已经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养生送死的重要依据。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新媒体时代下丝路精神的传播和发展——以敦煌文化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具有千年历史的友谊之路,被各国人民所珍视,其孕育出的丝路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世界的共同发展。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借由新媒体这一媒介得以传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以敦煌文化传播为例,分析互联网环境下丝路精神的发展历程、传播渠道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借助新闻学理论,阐述丝路精神的媒体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互文策路与文化用心管窥——兼评《庄子》的两个英译本

在进行互文指涉转换时,译者面临着四种选择.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本之间存在互文关系,对以前的译本是继承借鉴还是另辟蹊径,译者也面临着抉择.这些都涉及互文策略的问题.互文策略的取向不仅仅是个语言转换的问题,其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用心.本文以<庄子>的两个英译本为个案分析,对它们各自的互文策略及其文化用心进行探究比较.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