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其时,知识界对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代表了民初思想界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五四运动,陈的民主与民族之思,胡的个人与国家之分,梁的公义与法律之辩,分别以民主、自由、法治来规约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三氏思想之歧异,表征着民族危机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和激荡.     

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兼论五四时期李石岑的文化观

1922年3月李石岑发表《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书中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三个路向说"和"三个态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评,同时就书中有关"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的观点或提法进行了讨论。李石岑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基本一致,其论证手法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对李、梁思想分歧的考察,可以透视李石岑当时的文化思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认知。     

文化自觉与社会改造——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评析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产品日益萎缩,农村金融日趋枯竭,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危机。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建立了农村建设实验县。梁漱溟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实现现代创造转化的一种努力。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梁漱溟的文化人格结构及其境界圆融——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由梁漱溟先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对我们了解晚年梁漱溟的思想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材料。而有了新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新问题。     

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全盘西化的理论，即“通盘受用西方化”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理论。这个西化方案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的西化（科学化）、社会政治的西化（民主化）。后者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共和等现代文明价值。这个西化方案的哲学基础是梁先生的三段式的历史哲学，即关于中、西、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形上学根据是其意志论的人性理论。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不乏洞见与启示，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值得商榷的问题。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胡适与五四:他的相关言论评析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比较复杂,前后也不一致。但大致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即如何认识政治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和学生的读书与“干政”的关系问题。胡适认为,政治运动要以启蒙运动为先导,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政治运动。就学生个人而言,读书应当是自己的本业,不能废弃。但他也不完全反对学生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只是要学生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时再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胡适的这种认识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

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权势转移就是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至少部分失语，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得不借世界以言中国的新取向，梁漱溟就是一个代表。他是后来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又有意代中国“旧化”出头，却欲尊西而不通西学，虽尊孔而不甚知孔，面临着表述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双重尴尬。然而他明知自己不具备讲述中西学问的基础，还是要挺身而出，因为他试图从文化层面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言及学问，希望在中西互动的进程中重构一个可以自我表述的文化主体。     

终极无为宇宙图景中的生活意义问题——梁漱溟哲学中的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将文化视为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事的无尽相续,是活动与过程,而不是实体.生活被视为意欲推动的向上奋进,生活意义不能从目的 论进路加以建构,而在于当下的创造,即对现成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从已成之我与昨日世界走向未成之我与新的可能世界,是"生"机、"活"力显现的过程;至于将宇宙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寻找其目的 以确立意义的做法恰恰规避了当下的创造,反而滋生生活的意义之惑."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在以"上帝之死"为背景的虚无时代,如何建构生活意义已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生存之惑",而梁漱溟的哲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来自中国文化的思路.     

梁漱溟的“药方”——对一些争论的再思考

通过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认为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的说法体现的是他对人与物质和精神之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亦是对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一种处理方式;而梁对人之发展路向的理解并非仅仅是一个混合型的"佛教徒"及"儒教徒"对人的理解,亦综合了很多包括学科认识局限在内的时代因素。论文还从佛家的角度对梁漱溟所提出的文化改造方案进行了一些澄清,认为这一方案并非如人所论是自相矛盾的。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直觉与分析:民初两种认识取向的紧张——侧重梁漱溟和屠孝实

在民初的过渡时代,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推崇分析的方法,即把整体的研究对象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大体成为一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和屠孝实则提倡一种另类的认识和论述方式,即不全靠分析来论证,而更多凭借自己的直觉;也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前者往往通过"打碎"来观察,后者则主张对事物"全来全受"。从认识论的角度言,对"知识"的界定以及认识和分享知识的取向异同,是本质性的区别。认识论不同,则怎样认知研究对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什么可以作为证据等,都可能不同,进而导致对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产生的过程,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当年直观取向对分析取向的挑战,多少呼应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科学客观的反省和对机械论的批判,反映出学术的大转变。故那时学界新旧取向并存甚至竞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既定的认知。     

中国文化的问题性——梁漱溟“文化问题论”的内在思维理路

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在思维理路是以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为核心而抉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展望其价值、意义与前景，因此，也可以说，梁氏是藉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反省设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性，这一问题性涉及着“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分析的层次———文化哲学、历史、情境。如斯理解，我们自然称梁氏的文化理论为“文化问题论”。     

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

中学国文教育问题在二、三十年代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胡适也参与其中,并三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讲演.本文通过对这三次讲演的梳理和比较,考察胡适在这十余年间对中学国文教育看法的变化.同时,胡适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与"不变",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面相.     

梁漱溟与刘咸炘: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中心与边缘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