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

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理论,人性论无非是假定人性善,利他,或者人性恶,利己。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的假设,在逻辑上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两种逻辑：利己导致繁荣,或者悲剧。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悲剧,导致了传统的治理结构;现代集体行动产生的繁荣,催生了新的治理结构。企业家在传统的治理结构中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一个多维度的公共治理秩序,来兼容市场的治理和传统的原始的治理以及国家的治理。     

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也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治理理论: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治理理论已经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视角.本文从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论证其为一种调适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而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理论假设、核心问题和治理的行为体、单位及类型等,并探讨了治理理论的新发展——整体性治理及其科学哲学基础,和在义务教育领域中的运用.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系列讲座

本刊讯作为东方讲坛学术讲座特别版之一,由同济大学主办的以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分别于2011年5月5、6、7、8日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举行,陈小鸿、汪明生、诸大建、叶檀、严强等学者作了精彩演讲。演讲人:陈小鸿(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演讲题目:交通与城市发展演讲摘要:交通既支撑城市的发展、引导城市的生长、调节城市及城市群的格局与形态,又是城市承载力的主要约束条件。交通技术的进步如快速路网、轨道网等系统建设和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公司构成理论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经历了从"股东至上主义"向"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过程.股东至上主义过于强调股东权利和公司的资合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却忽视了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特性.应从公司的基本构成即公司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来认识公司的真正主人--股东和雇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司的治理结构.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

虽然治理理论已经遍布全球、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正在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但是,社区治理在整个治理理论中所得到的关注还很小,相应的论述也极少。当前治理理论主要有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三种。实际上社区治理与它们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概括三种治理理论共同特点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为初步建立社区治理理论进行了尝试和作出了贡献。     

社区建设与“治理”理论

自2002年以来，许多城市都掀起了社区建设的高潮。各地政府做了相当大的投入，也做了不少努力，就形式上看，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从总体上看，目前轰轰烈烈的社区建设还仅仅是政府和政府部门、机关的行为，社区的主体——社区居民和社区内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流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弱化的态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反思社会主体问题,着力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明确其历史使命,以期实现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他们先后提出文化主义视域下的经验主体、结构主义视域中的建构主体以及结构主义之后的多元主体共三种社会主体理论,彰显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体问题的深入探索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不懈追求。但是,多元主体论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突围",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某些方法论缺陷,甚至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苗头,对此我们在反思其理论价值时应当予以清醒地认识。     

当“草根抗争”遭遇“城市社区阶层化”

文章将当前比较热点的城市社区内部草根抗争的这一学术问题置于城市社区阶层化这一背景下进行观察,笔者认为阶层化后的城市社区不具备改善抗争环境的作用,相反会导致缺位更加突出,无法摆脱甚至加深之前种种困扰于"集体行为"上的矛盾。     

社会资本:自主组织和治理理论的脊梁和软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以社群协商为预设的寓公共选择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研究方法,找到了社会资本这个切入点,找到了社群这个载体,从而在私有化与利维坦之间开辟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了自主组织治理理论.这个理论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社会资本为支撑,但也因未厘清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作用而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不过瑕不掩瑜.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积极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一理论.     

城市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城市治理近年来成为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在对城市治理的含义、城市治理的理论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治理与普通意义上治理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并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作了探讨,分析了中国的城市治理在实践上的如下方面治理的实施在发展时序和空间上有别于农村;城市治理的政治体制背景;城市治理的实际操作模式;最后,文章提出了今后中国城市治理的发展路径。     

社区治理——精英斗争理论的理解

通过对于精英斗争理论的分析,提炼其中的社会学运行机制,运用社区政体的概念将社区通过精英斗争的视角看成是一个社区权力斗争与整合的场域,提出社区党委、街道——居委会、以及业委会三者的权力结构,套用精英斗争理论的模型,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社区治理问题。     

城市政府改革与城市治理: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的内容之一.本文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考察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城市政府的治道变革和制度创新以及对中国城市政府改革的启示.研究表明,城市自治、制度分权、城市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等是变革和创新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我国应该加快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从行政分权向制度分权转变,并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治理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