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儒学的角度解析儒学的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蔓延。所以,抛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基于这一点,韩国儒学史上的"人物性同异论"给我们带来了有用的启示。虽然同论派和异论派在如何认识人与物的本然之性上有本质分歧,但两派都承认物这一非人类存在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这就赋予了物"道德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东亚儒家文化对21世纪新文明的贡献

工业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人类的精神空虚和物化意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等。工业文明的弊端使人类急需寻求一种新文明以改造或取代工业文明。这引发了人们对21世纪新文明的讨论和憧憬。这种新文明更注重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倡导各文明的和平共处。东亚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新文明的建设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儒家文化中的以人为核心、忧患意识和崇尚和谐等思想对于新文明的建设将产生巨大贡献。     

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儒学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今社会,儒学要得以发展,必须认真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生态危机是一个迫切需要回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儒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环境保护理念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名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平民儒学的时代境遇与理论重构

在传统社会,平民儒学承载"百姓日用之道",维系人伦,教化民众,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却使得民众成为顺化的臣民.走出近代以来的困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融入"中国之治"的实践进程,现代平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激扬.现代平民儒学应运而生,不仅拥有新的实践主体,理论架构也实现了革新.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运作层面上承继...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陈炎先生的学术次第与学术贡献

陈炎先生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学术训练却是哲学美学,其美学研究对中西文化异同、反理性思潮、文明与文化等前沿问题尤为关注。陈先生早年从事美学研究,因成功论说"积淀说"与"突破说"在学界崭露头角;中年后渐由美学转向中国思想史,尤其对先秦诸子学用力最著。与"原教旨儒家"不同,先生力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态度,他不建议将儒学观念作形而上的本体化提升,而是希望同时超越"第三期儒学"狭隘的续统意识以及乾嘉学派单一的研究方法,跳出儒学以反观儒学。在后期学术研究中,先生措意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文化多样性与和谐世界构建"等热点问题研究,希冀不同文化在相互交往中能逐渐寻找出可以被异域文化所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向人类共有的"文明"准则不断靠拢。     

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定位与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区别于过去人类文明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思想;生态系统的自然、和谐、可持续运行是"美丽中国"全新视镜的真实展现;生态建设将战略思想转化为全新视镜;林业在转化中起到重大作用。由于森林、湿地、荒漠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三大系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旗下,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动机、转化器和调节器。林业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林业衰则生态衰,生态衰则文明衰。基于林业的基础性、公益性、民生性、包容性特征,以及林业对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综合复杂性,林业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多路径推进,林业必须勇于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高效地发挥发动机、转化器和调节器的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一种新文明观的实践创造。重思文明标准问题,恰是源于自视为文明标准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了问题。对文明标准的探讨与对人类早期文明尤其是早期国家的认识有关,同时还要面对“文明悖论”探求人类文明发展之道。基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即从文化来理解文明,提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文明标准,即从共同体来理解文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或文明理论,既要着重融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同时也要符合人类前沿科学认知。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生态文明概念的四重意蕴:一种术语学阐释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至少包含四重意蕴的概念。其一,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其二,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则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其中,前两者基础上的综合应该是一种更为完整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概括,后两点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不同学术视角和语境下的理论概括或表述。单就学术术语的精准性或科学性来说,这样一种生态文明概念的局限性或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版的生态文明概念或理论依然展露了清晰而深刻的绿色变革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称之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在现代工业文明解构与生态文明建构的意义上。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及中华文明蕴涵的全球治理智慧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这种交流,对推动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文明,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有助于联结中国文化与拉美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与经验。     

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演进及启发

传统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我国有注重与自然和谐、各国家民族间和谐和社会家庭和谐的法律文明传统。我国法律发展要利用我国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在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上,把发掘法律现代化的资源作为当代人的历史使命,即注重我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发掘与弘扬,继承传统法律意识,促进法律发展。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民族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生态文明是人们反思工业文明纠正传统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发挥公众的社会合力作用和整体功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公众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和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只有通过全社会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伟大事业的大发展。公众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层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发挥出公众的社会合力作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文明间交往中价值沟通障碍的消除

文明间交往的实质就是价值沟通。价值沟通有两个阶次:第一个阶次是对交往对方的价值确认;第二个阶次是交往双方在确认对方为"平等交往对象"的基础上,对价值间文化差异的确认,并以这种确认为前提,对误认(误解)所形成的障碍进行消除。前一个阶次大体经历了互认为物(我物使用关系)、互认为主奴(主奴从属关系)、互认为人(主体间关系)三个阶段;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真正的文明间的沟通才成为可能。在后一个阶次上,一方面表现为具有历史逻辑特点的、进化着的"可通"的价值沟通,即物质器用的使用价值(日用)的沟通,文明秩序价值(生产和生活形态模式)的沟通,文明知性价值(知识体系建构方式)的沟通,精神的理性价值(道德)、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宗教和哲学)的沟通;另一方面,由于文明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在符号意义的层面、行为方式和办事程序的层面、人际社会交往关系的价值模式层面、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精神的价值赋向层面,又表现为文化形态方面的"似不可通",导致价值沟通出现障碍。这就需要寻求文明间共同约定的沟通原则:入乡随俗的价值转换;不同文明身份的人在价值上的相互尊重;以平等的商谈式对话解决价值交往问题;各方都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构建能够使各文明融洽生活的公共领域,并把它逐步扩大。     

和合与对话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主张对话、反对冲突是时代的最强音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儒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