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

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认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及制度完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正确认识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前提。抑损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主体）和受益者（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增益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贡献者（为流域生态恢复与改善作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立法确立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协调作用,满足受益者的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调动贡献者的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建立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良性互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体系,有助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资源型地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型地区陷入了"资源诅咒",现在又要牺牲经济发展机会,换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亟需中央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大力支持,同时借鉴美国和德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经验,在加大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出台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东西部在生态利益享有上的不平等,也是实现缩小东西部差异,最终实现资源型地区在生态环境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手段,中央及各民族地区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策略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引进相容的激励机制;二是增强民族地区纵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的力度;三是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民族地区流域生态补偿规模与结构调整——以长江上游西部五省区为例

促进长江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各地方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当前,面临着部分地区生态补偿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规模与地方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生态相关财税管理与民族地区治理不匹配,民族地区水利建设、维修保护和生态修复存在资金缺口,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补偿机制还有待完善等问题。今后,首先应扩大补偿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转移支付政策效果。其次,需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推动特色产业合理布局。第三,完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纵横配合的支付体系。第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撬动金融市场和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第五,完善税收分享和优惠,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作为国家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原则会深化不同区域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笔者从产业、人口迁移和公共服务支出等三个层面对不平衡性产生的机理进行阐述,进而认为主体功能区划的顺利实施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区域间利益平衡机制,而生态补偿正是这些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补偿是诸多具有尺度性、区域性特征的政策、手段和方法的集合,针对不同主体其操作的原则和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笔者尝试性的针对主体功能区的特点,以平衡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为目标,设计切实可行的主体功能区间的生态补偿实施路径.从区域和局地两个层面,以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补偿体系,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区域补偿政策研究

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过程中,西部大部分国土被划分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产生了"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矛盾.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现西部地区"不开发的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从扩展"区域补偿"这一概念入手,阐述了区域补偿机制,并提出区域补偿政策及保障措施,对完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分类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

社会总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生态服务,生态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产生了以物质产品生产功能为主和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区域分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物质产品与生态服务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安排为生态建设者和受益者、生态破坏者与修复者之间构建一个"虚拟市场",为不同主体功能区域之间搭建起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制度架构.     

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地区均等化效果分析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与财政差距是密切相关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通过政府间资金的流动来对政府财力进行再分配,实现财力的横向及纵向均衡,进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笔者在简要阐述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的基础上,从我国横向及纵向财力分配状况来考察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地区均等化效果,并就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结构以及其中的"因素法"、专项拨款存在的问题予以剖析,指出构建公平、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港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探究——以徐州港为例

从探究港口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徐州港“十一五”期间的发展为例,得出港口和城市的关系——港城互动,港口城市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港口通过港口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文化外译传播碎片化问题探析及其治理——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为例

区域文化对外传播离不开文化外译工作。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为研究对象,对区域文化外译状况展开调研发现碎片化问题和特征显著。地方性知识要求翻译工作在深度描写中阐释区域文化,通过系统的内容构建、译介主体的融合、深度的文化释译与现代化技术的结合及动态的翻译过程管理,实现区域文化外译的去碎片化,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从集群与区域创新的互动关系看日本区域集群政策

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它是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会加速集群的发展,使其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日本经济在经历了"迷失的10年"之后,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重振区域经济,日本政府在2001、2002年先后出台了《提升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规划》(经济产业省)和《知识集群创新事业》(文部科学省)两项政策,政策中所提到的产业集群与知识集群在日本被合称为"区域集群"。本篇文章将从集群与区域创新之间互动关系的视角来读解日本区域集群政策。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效果探析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施以来,在增强民族地区财力、缓解民族地区财政困难、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更好地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均等化的要求;要增加"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额度,突出对民族地区特殊困难和承担的民族事权的倾斜;要从实际出发,减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资金配套;要更重视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以盐城市盐都区义丰镇为例

通过分析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影响工业园区发展的因素以及工业园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盐城市盐都区义丰镇化纤机械和涂装设备特色工业园区为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总结出工业园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应用研究——以黑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耕地保护问题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命题。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以耕地赤字区福建省和耕地盈余区黑龙江省为例,从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对象、价值标准、面积标准、补偿资金的运行管理、机制监督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运行。     

区域矿产资源战略评价:以新疆为例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探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寻求强化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矿产资源评价基础理论研究与开发利用途径,实现缓解区域人地关系矛盾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任务。这也正是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目的与意义所在。基于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基本原理,本文构建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以新疆为例,在分析新疆矿产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对新疆矿产资源进行了整体优势与竞争力评价,得出了总体评价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镇化创新发展研究

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可以促进京津冀城镇化创新发展。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首先阐述了城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性,然后把京津冀城镇化发展放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通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镇化的比较分析,针对京津冀城镇化发展现状,最后构建了京津冀城镇化“三维一体”和“五位一体”创新发展模式,并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及生态一体化建设等创新发展策略。     

区域技术吸收能力和西部经济增长

区域技术吸收能力和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西部技术吸收能力的释放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因子.分析西部地区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相关因素表明,提升西部地区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特别是提高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增加区域技术吸收经费的绝对数量并调整其在技术活动经费中的占比等努力将会促使西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