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时期伐缶方战役的时间排谱——兼论商周时期的纳贡

缶、(冖西)与基方是处于殷西且相距不远的3个方国。在武丁前期和中期的一段时间里,缶方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并向商王朝纳贡。但在武丁中期,当商王朝征伐(冖西)方时,要求附近的缶方就近为作战的商军提供粮草,而缶方并没有执行命令。因此,商王朝在打败(冖西)方后又对缶方发动了战争。缶方力量较弱,无力抵抗商王朝的进攻,故缶方又与附近的基方组成联盟,共同抵御商王朝的进攻。不过缶方最终还是战败了,并且遭到商王的严厉惩罚。在这之后缶方再次臣服于商王朝,并对其纳贡。这说明商王朝与臣服方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臣服方国的纳贡来维系的。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商王朝对方国的祭祀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来讲,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方国臣服之后,商王朝便通过使方国助祭、到方国举行祭祀活动、任用来自方国的贞人等手段,对方国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效果。以周方为例,文献及周原卜辞都显示出,在祭祀方面,周受商影响颇深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舜与虞朝的建立

在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演变发展,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正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可是,尧领导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而舜领导的虞却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说法广泛流行,说明古人将虞、夏、商、周一体看待,虞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武丁治国与傅说其人

武丁提拔胥隶出身的傅说为相,主要原因在于武丁加强王权的需要和商王朝战略重点向西方转移。傅说担任兼具巫史职能的商王朝行政长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傅说可能是西部某方国的王裔或贵族。     

[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周易》中的商代文献

献 ,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意在由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周易》中的商代文献@贾海生$浙江大学古籍所!浙江杭州310037~~~~① 关于卦、爻辞中保存的古代诗歌，可参看黄玉顺《周易古歌考》，巴蜀出版社1995年；关于卦、爻辞中的格言，见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50-52页。 ② 参见张政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2期；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2期；肖楠…     

商族起源考

商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一直为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得出了商族起源于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山西说等各种各样的结论。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商代城邑给排水设施初探

商代城邑已具有较完备的给排水设施。给水设施除先前已有的水井、水池外 ,偃师商城新发现了注水渠这种给水设施。散水、地下排水暗道、敞露明沟等排水设施均在商城中发现。护城壕也应作为城邑的排水设施看待。给排水设施的分布特点及给水设施中水池的具体功能也应予以研究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试论郑州商城生态环境与商王朝的关系

本文从文献及考古资料考察了郑州商城的生态环境、及其与商王朝先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商代的王畿与四土

依据《战国策·魏策》等文献可以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而依据一度并存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则可以推定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商代王畿与四土的关系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与"外服"的关系,亦即由"王邦"与众"属邦"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的关系。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也论商王田猎的意义

也论商王田猎的意义@陈双新$国家教育部语用所!北京100010商王;;卜辞;;田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