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竟陵派钟谭韵文用韵所反映的明代天门方音特点

当代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方言研究相结合。文章以明代竟陵派代表钟惺、谭元春的韵文为研究对象,运用韵文用韵研究法,以《广韵》音系及明代通语韵系做参照系,联系现代天门方言,分析出明代天门方音的如下特点:"in、 n"与"i 、e "不分;"i"与" 、 "有分离趋势;入声韵尾处于数而合一的发展阶段。     

竟陵派诗论的美学思想

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创始人钟惺、谭友夏继承公安派勇于求变的精神,又要补正其末流流于轻率俚僻的弊病。但由于竟陵钟谭的成就远不如公安三袁高,而他们自己的流弊又远比公安为甚,因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往往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有的甚至只有否定而无肯定。这当然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对竟陵钟谭应该全面地看,既要看到他们不同于公安派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继续把公安派反对明中叶前后七子复古摹拟的斗争推向前进的一面;既要看到他们的弊病远比公安为甚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确有补正公安派末流流弊的一面。这样,对竟陵派就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结论正好相反。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浅议——以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为例

本文以胡应麟的文学思想为个案,从理论上探讨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的问题.胡应麟"文学"思想可以补充思想史的论述.如此一来,文学思想研究既不是把思想史作为背景来考察文学观念,也不是把文学仅作为历史材料来讨论思想,而是两者都作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研究.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厚：竟陵派的诗学审美理想

竟陵派以“厚”作为诗学审美理想。文章讨论了“厚”的审美内涵,以及“厚”和“灵”、“学”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厚”是竟陵派用来医治公安末流和自己诗病的药方。     

从雅到俗——明代美学札记

本文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社会审美文化一反传统,发生了“从雅到俗”的巨大变化,这是从感性上预示了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文章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以文学方面的文体流转、文人自觉、民歌地位等为主要论据,对明代“从雅到俗”的审美文化潮流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从“族某氏”到“姓某氏”：秦汉时期氏、姓演变的一个侧面

秦及汉初官文书中以“族某氏”表述吏民的氏,说明不晚于战国晚期秦庶民已经较普遍拥有氏。西汉中期以后,《史记》、西北汉简则广泛使用“姓某氏”,甚至成为官文书的固定格式。私名前的称呼在汉初之前应被视为氏,而非姓或后人惯称的姓氏。姓在汉代官文书中的使用可能是改从周道并修订律令导致的统一变化。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想研究——以其文化性为中心

日本无赖派文学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文学思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当时二战后日本经济政治的变化、社会思想变化等时代变化。日本无赖派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现了当时日本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当时日本国民的状况，其文学思想具有独特的文化性。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