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

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仁礼并建,孟子主要发展仁,荀子主要继承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仁"在荀子思想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笔者经过对荀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发现"仁"在荀子思想中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礼义构建中,荀子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义为本,以礼义为用,更细致地分析了仁、义、礼、乐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承孔孟仁政思想。荀子的礼义体系是一个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博大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荀子的礼义构建还担当了对儒家王道思想的传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圣人的理想人格传承和守护王道理想。荀子是一个与孟子有共同思想基础,有许多相通一致之处的儒学大家,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朱熹理治社会论

中国宋明社会与先秦汉唐社会是两个特征明显不同时期,宋明社会已经转向到"以理治国"为核心治国之道的"理治"社会时期。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以朱子理学为宗,完成了由礼乐政刑向德礼政刑治理路径的转变,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道统"体系,描绘了"天下平"理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理治社会论。     

“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在儒学中出现频度最高,而且可以对其他价值观产生决定和统领作用的范畴,这个核心价值非"仁"莫属。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     

何为儒学?——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

儒学以"仁"和"礼"为内在核心。作为儒学的思想内核,"仁"和"礼"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并使儒学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学派。在儒学之中,"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之中,又展现于人之存在的各个领域,后者包括精神世界、社会领域以及天人之际。精神世界体现的是人的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安顿,以及精神的提升,其具体展开关乎宗教性、伦理性维度,以及具有综合意义的精神境界。在哲学的层面上,儒学所由以展开的社会领域则关乎政治、伦理,以及日常的生活世界。就人的存在而言,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领域则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更广的视域看,人的存在同时关乎天人之际,而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亦同样基于"仁"与"礼"的观念。要而言之,"仁"与"礼"的统一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渗透在儒学的各个方面,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综合性的文化观念系统,儒学的具体性、真实性也体现于此。时下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往往将儒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视为儒学的全部,这类进路难以避免对儒学的片面理解。     

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解析

本文从成圣之道的设计等方面论证了孔子心仪的理想人格是具有现实性可能的圣人而非君子,并将《论语》文本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均以孝悌为本的为人、为仁、为礼、为政在根本上可说是融通一致的,是同一问题在不同侧面的表现:为人,其核心精神是为仁,具体措施是为礼,最高目的是为政;为人,从内在品质来说,就是要为仁;从个体行为层面言,就是为礼;从社会层面言,就是为政。进而提出,孔子期许的为人理想,就是为仁、为礼、为政的高度结合,即“仁以为质、礼以行之、功以成之”的圣人。文中还就“仁”、“圣王”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

“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因此,被视为德、礼之主的“让”,既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对塑造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为当今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中国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试析孔子"成人之道"的现代价值建构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仁"为基石,以"知"为前提,以礼为手段,创立以追求"中庸"为最高道德品质的"成人之道";强调对人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整合和良性塑造.孔子的"成人之道"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对提高现代人的修养素质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论儒学的“实学”特质及当代发展

儒学是日用的"实学",它所重视的是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实实在在地落实道德修养工夫,从而实现心灵的超越和生命意义的提升。对于为政者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政治生活的行为实践中,这也就是儒家说的"为政以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生活日用之间,这也就是儒家以"尽心尽伦"为核心的工夫论主张。从儒学"实学"政治和生活的两个向度来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应在"政治化"和"生活化"两个基本方向上着力。所谓儒学"政治化"是指充分发挥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德性滋养作用,收到"美政"的效果;而"生活化"则是指当代儒学发展要面向民间、面向大众,充分发挥儒学在公民道德修养中的价值导向(教化)作用,收到"美俗"的效果。     

“德礼”与“道法”:先秦儒、道“治道”的形成及异同

在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先秦儒、道之争实为两家"治道"之争。儒家继承周礼,又根据时代的变化改造和发展周礼的精神,既延续周代礼乐文化之命脉,又推陈出新地创立了以"德礼"为标志的"治道"体系。而先秦道家以老子为始祖,分老庄、黄老二派。黄老道家一派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性地诠释了老子的"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换义然后礼"的思想,建构了迥异于周代传统的"道法体系",使道家之"道治"落实为"法治"。先秦儒道之争也相应地演化为"德礼"与"道法"之争。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儒家“仁礼合一”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儒学是以"仁礼合一"为基本架构的思想学说。儒学由"仁"而"礼"是从自我人格修养向家庭、社会、国家、自然乃至宇宙天道扩展的过程,这种逐层展开,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奠定了儒家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基调。儒家"仁礼合一"的人文传统正是以人格修养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家国情怀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依托的重要文化资源。只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实现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势必会在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儒家廉耻伦理及其当代意义

同仁义礼智信五常相比,廉耻尚不构成儒家伦理之核心,但是,它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儒家主要伦范,同礼义一起成为儒家推崇的"四维",并在清代纳入"古八德"而受到儒家和整个社会的遵奉。如果说"廉"是儒学着力阐述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廉洁从政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社会理想,那么耻德也是儒家重要伦常规范之一,历代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要求人们要"有耻"、"知耻"、"贵有耻"、"人不可以无耻",认为"知耻近乎勇",耻是"立人之节"、"治世之大端",并为此论证了人有羞耻之心。汲取儒家耻感文化的合理成分,显然有助于为人们作出趋荣避耻的价值选择,确立明荣知耻的价值标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