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农村民间组织与村民自治的共生与互动——基于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比照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无论是对中国城市地区发展,还是对农村社会转型,都不乏启迪.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出市民社会的诸多特征并彰显了自身特色.农村民间组织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探讨农村问题,可为农村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拓展市民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村民自治中公民参与的实现——以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例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村民自治中是可行的;公民参与的实现途径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仅需要改进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和参与方式及领域,还应激发民众的参与意愿,提高其参与能力,并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使公民参与实践在基层得以真正实现并走向更高层次。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行动

本文在对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总体考察的基础上,概括了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指出这是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同行动)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同时列举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设想和建议.     

论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就本质而言,公民社会就是民主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与村民自治的目标完全一致。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标也是要通过全面推进“四个民主”来实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体现在:公民社会对村民自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村民自治对推进公民社会的构建也具有促进作用。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国家与社会交互关系:社区及其组织研究的一种路径

本文尝试梳理“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学界后的研究发展脉络,探讨各种争论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与社会交互关系”作为一种融合了该框架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新进展的路径,可以成为社区及其组织研究的良好指南。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选择和独立地位日益增强,以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政治参与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质量不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农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宗族组织和地方黑恶势力的干扰等问题。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促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限制宗族组织对农村政治的干预。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构建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由于转型社会很难避免的腐败、利益分配不公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存在,我国的社会利益分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是一项战略性、前瞻性的政治考量.这个目标的提出,对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构建和谐社会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有赖于和谐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建构,而且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区整合中的精英治理——中国化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范式选择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随着社区分化与利益分化日益重叠,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渐趋衰退.本文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了中国社会差序伦理造就的人情化关系网络结构对个体性社会资本构成的形塑.中国社区整合的内在机制唯有与其文化相契合,方能按照其蕴含的民主理念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社区精英治理或许是迈向民主自治的一条现实路径.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