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委员会常设化研究--以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为视角

选举委员会是处理选举事务的法定监管机构,是选举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选举委员会的临时性设置,破坏了选举事务管理权力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要求,不利于选举委员会职能履行和责任追究,影响选举委员会功能的良好发挥。在各级人大权力框架下,整合相关机构组织资源,恢复建立各级选举委员会并作常设化改制,对于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具有助推意义。     

近代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原因探讨

近代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历史条件、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过程表明 ,立法机关委员会的产生 ,是立法机关行使权力的要求 ,是立法专业化的要求和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 ,是立法机关对行政监督的要求。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在美国国会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负责监督政府整个情报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预算监督审查权、人事任命咨询权及相关的调查权和传讯权。国会情报委员会因此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构成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     

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及对象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了新的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从权力属性、组织架构、队伍建设、与其他机关的关系、职责职权、加强对监察机关的监督等角度审思了监察委员会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事项,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法理支撑和理论构建。但现有学术研究存在同质化、单学科性和实践观照不足等特点,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增强实践性及加强学科间的合作。     

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现实探究——以一个案实证分析为例

本文以一个台湾地区法案的立法活动为例,主要在于论证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文中借由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公众参与为视角,并结合立法活动过程为考察框架,从而展开论述。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立法探讨--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立法工作,是当前迫不及待的一项任务。探讨保护立法的可行性、必要性,研究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重点理清几个基础问题,有利于国家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以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制度为鉴

职权不明确、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助长司法解释合法化,是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弊端。目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废除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张都不可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制度非常接近,我国应当借鉴大法官会议制度,取消最高人民法院以外所有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使法官在个案中掌握法律解释权,并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改组成专门的法律解释机构,统一行使法律解释权。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经济管理体制透析--以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产品定价与销售为例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国营经济经营和主管机构,资源委员会对所属国营企业的管理,除生产计划的管理具有较强的行政手段管理的性质外,更多的是间接的、政策性的指导与管理.在定价方面,大部分产品都由各生产单位自由定价.在销售方面,除外销特矿产品及稀有资源如铜等销售有特殊规定外,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律.对政府用户,可给予一定范围内的优惠.各厂矿之间的交易,采用商业原则,买卖价格悉照市价,不打折扣.以市场管理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是资委会国营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     

雾霾治理与低碳城市建设研究--以江苏常州为例

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交通等产生一定的危害,应通过立法、优化产业结构、绿化等措施来治理雾霾。建设低碳城市是治理雾霾的最佳模式,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文明驱动力、环境承载力等是建设低碳城市的驱动力。本文以常州市为例,分析其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采用情景分析法,重点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方面研究未来的低碳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低碳建设举措。     

中国合伙立法之现状与改革--以商事合伙为中心

我国现行合伙立法因沿用所有制等传统分类标准而弊端丛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WTO规则接轨,应抛弃传统分类标准而改采投资组合方式和责任形式的"新标准"来统一我国现行合伙立法,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与完善民商合伙并立之立法体例,并分别增设有限合伙和隐名合伙制度于商事合伙法和未来的《民法典》之中;为维护合伙之信用和保障交易之安全,应在统一的《合伙企业法》中补充规定"表见合伙人责任"制度。     

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的实践与思考

近几年来,地方人大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其中区县人大常委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的蓬勃发展是地方人大工作的一项成功探索,人大街工委的设立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明显的实践作用,但是人大街工委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其发展和职能发挥的问题,建议在立法上明确其性质、地位、职责、组成等,以便引导其健康发展,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制度变迁视阈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研究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校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它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的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就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行新的解读,以分析其利弊,并就有关问题提出见解。     

论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

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是指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并已生效但属违法又不依法纠正的案件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同级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是强化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职能的新生事物,也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和实践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使其成为一种合理合法、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监督方式,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的思考

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研究怎样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联系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精选议题、依法审议、督促落实三个方面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试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立法决定

本文分析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决定的主要内容,指出在当前改革深入发展和立法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决定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建议依据<立法法>对国务院重新授权并作出相应规定.     

执政要求全面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国家政权建设、按照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从三个方面入手: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延长人大常委会会期、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     

审计委员会的财务监督效率：制度成因与改革路径

探讨了现代企业和公司治理理论上审计委员会的本源性质及运作机理,进而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被扭曲的现实与成因;同时借助一个博弈分析框架,指出试图单纯地通过加强对审计委员会“不尽职”的惩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内部控制人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审计委员会制度失效的路径在于通过重新定位审计委员会的治理角色和营造适宜的运作环境以激发其潜在的监督效能,即回归其本源的制度性质。     

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历史沿革、运行机制与功能作用

中国共产党党组在非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从制度演变历程来看,作为一种舶来品,党组制度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进行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适应了前期革命和建国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而党组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在与其他权力和权利主体的互动中逐渐确立并巩固。党组通过组织和制度两条路径有效落实自身之于非党组织的领导效能,深刻影响并塑造所在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发挥了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整合功能,并在动员组织力量、厘清党政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在某些国家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机关分权制衡的一种必要选择。监事会作为一个监督机构所发挥的监督职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背景。我国公司的监事会制度也是在全球公司治理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是监事会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欠缺实质性的独立监督权，并且在监事的选任方面专业业务能力也不足，因此造成了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其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