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争夺与妥协:清末商约谈判与翻译(1902-1907)

依照《辛丑条约》约定,清政府于1902-1907年与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包括《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以各商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谈判期间的外交函电及会议记录等历史档案,再现了缔约过程中双方在语言文字上的较量,通过分析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吕海寰与美日版权谈判

通过对清朝商约谈判代表吕海寰与美日在商约谈判过程中针对版权保护的内容,从中国立场出发,尽力斡旋,在翻译、出版书籍内容,书籍保护时限,拒绝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等方面尽可能地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维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可能;吕海寰在商约谈判过程中关于版权保护方面的表现有利于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版权保护意识的发展及版权保护法制的建立历程。     

从中美关系历史看美国的本质

历史上美国对华既有友谊又有侵略，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既帮助过中国也多次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当前，美国虽然认识到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是近年来在实施所谓“重返亚洲”战略中，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包围与遏制。本文以史为鉴，简要回顾历史上美国对华的政策行为，加深对美国极端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的认识，以资正确处理中关关系和有效维护中国核心利益。     

周恩来的外交谈判艺术

周恩来的外交谈判艺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以高尚的品格修养和渊博学识为基础，溶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于一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其主要表现为：原则坚定，方法灵活；善用策略，破解僵局；巧用语言，活跃气氛。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重视物质力量的理论,而是注重观念层面,它强调: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而由身份界定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往行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在互动中形成了竞争对手的角色关系,两国由这种角色定位出发而采取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使两国难免出现摩擦,甚至产生冲突。因此,两国之间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有     

外交谈判中的权力研究——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国际谈判中权力的较量涉及国际地位、谈判场地、谈判筹码、谈判者的技能等诸多因素。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拥有了话语权,也就拥有主导谈判议程的权力。为深度解析敌对国家在解冻外交关系谈判中权力的维度与内涵,笔者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研究个案,提出了三个有关权力的假设,从谈判的场地因素、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话语的建构作用等多个角度解读谈判中权力概念的具体内涵。     

“史迪威事件”背后的中美关系透析

“史迪威事件”起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关两国对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及有关问题上的分歧，是二战时期中关关系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史迪威事件”不仅清晰地折射出中关两国的战时利益之争，也充分显示出中关两国在二战时期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它对战后中关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价格底线、谈判势力与中国煤电关系

煤电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以合作为目标的谈判博弈关系,因而煤电冲突的解决也应以合作为前提.我国煤炭企业和发电企业之间谈判的空间取决于双方各自的价格底限,而交易价格的最终达成取决于双方谈判势力的相对大小.电煤市场的供求状况会改变双方的价格底线,但对谈判空间没有实质性影响.我国煤电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电煤市场的短缺,而是煤电双方基于市场势力和政府背景两方面获得的谈判势力,减少政府对煤电关系的不合理干预是解决煤电冲突的可行之路.     

WTO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多边外交探析

WTO多哈回合谈判,是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它为中国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宝贵契机。通过过去几年积极、务实、灵活的参与,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下一阶段,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自身与谈判有关的能力建设,同时采取市场准入议题和发展议题"两手抓"的策略,推动谈判的成功结束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     

晚清中西交往的误区——1854年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修约谈判浅析

:18 54年 ,英法美等国纷纷派遣公使到中国 ,并分别在上海、天津等地与中国官员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修约谈判是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利益而提出的 ,然而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清政府却尽力试图将英、美等国的修约要求纳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 ,清政府与英美公使之间的谈判实质上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模式来处理同一事件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书评——兼论《中美商约》签订后的舆论反应

李育民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详实的史料,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内涵、外延、性质;条约关系与国际关系、外交关系的联系;条约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作用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研究趋向,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中美商约》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条约,签订之后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谈判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民主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谈判则是实现社会民主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在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现代民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因此,谈判是促进保障中国社会利益平衡机制正常、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主题。     

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作用及其推行

在当前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呈现紧张状态,因而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发挥其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目前推行上述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相关劳动立法不健全、工会职能发挥不好以及群体认识、习惯和实践经验缺乏等问题,据此认为,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应在劳动立法、工会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集体谈判组织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推进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行。     

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西方国家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十分奏效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法。它不仅规定了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而且本身就是化解劳资冲突的一种重要方式。解决我国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中面临的问题,是发挥集体谈判调整作用的基础。集体谈判既是确保现行法律执行的手段,又是创建新规范的重要形式。集体谈判制度发展的方向,依赖于我们选择协约自治还是政府主导模式。     

苏纳克政府对华认知变化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自约翰逊政府上台以来,中英关系持续遇冷。2022年10月,里希·苏纳克接替特拉斯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回溯苏纳克上台以来的对华认知表态发现,英国近期对华认知出现某些调整,开始展现重新与华接触的积极意愿。本文认为,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华认知变化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包括英国社会内部多种难题亟待解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保守党极端势力的政治掣肘;外部因素包括英国难以忽视其他西方国家的访华热潮、难以回避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冲击以及英欧关系再平衡的需求。苏纳克政府缓和对华认知,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英关系的未来。一方面,调整对华认知可能有助于重启中英双边关系、拓展双边合作空间以及助力“全球英国”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英国“两面性”对华政策的持续也可能进一步增加中英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且英国对华政策的强意识形态色彩近期可能难有太多改变。总之,英国近期对华认知确实出现某些较以往积极的调适。准确把握此窗口期,探寻重启中英交流与合作的多种渠道,挖掘双边合作潜力,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论清末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的嬗变

立宪派作为清末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施曾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预备立宪前期与清政府亦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最终归途依然是维护皇权,其宪政的制度设计和操作模式与立宪派的方案始终存在分歧和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分歧也日益扩大,矛盾越来越激化,导致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嬗变过程：合作——对抗——背离,最后以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初期转向革命,同革命派一起推翻清政府而结束。     

对集体谈判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的认识

集体谈判是解决劳动矛盾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劳资矛盾尖锐,工会不能发挥组织实施集体谈判的作用,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效果不佳,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政府.政府在集体谈判中担当着组织、协调和监督的角色.现阶段我国政府应该从创造建立合作与和谐的劳动关系的舆论氛围、建立促进集体谈判的制度框架、加强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升基层工会的层次,以及强化处理劳资关系的服务能力等方面推动集体谈判.     

奕訢上台与晚清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变化

1861 年11 月,北京政变发生。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辅政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恭亲王奕
奕訢辅政之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扩大督抚权力,形成中央权力的下移,出现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
的局面;提倡洋务运动,由发展军事工业开始,进而兴办一大批民用工业,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及资本主义的形成;改
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迅速实施了“借师助剿”计划;设立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改变中国历来
以天朝自居、以维系华夷秩序为目的的外交观,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历程。     

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中美进行外交谈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尽管两国在会议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围绕着国民遣返问题仍进行了外交接触与谈判。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之所以能得以进行,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争之后修正了对彼此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双方的最高决策层采取了现实主义战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以及之后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为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