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两汉民间乐舞百戏

一、汉代所见各种名称的民间乐舞百戏艺人 在汉代文献中较常见的民间乐舞百戏艺人名称有倡、俳、优、象人等。 《说文》:“倡,乐人也”,意指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这是汉代人对“倡”的解释,先秦仅含倡和或唱歌,并不指艺人。如《诗经》和《礼记》之“倡”皆指倡和;《韩非子·外储上》的“讴癸倡”指唱歌。所以,以“倡”代表艺人自汉代始。 先秦时代,职业的乐舞表演艺人以女性为主,故多称“女乐”。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鎛磬,女乐二八。”乐舞表演伎艺又是战国时期赵、中     

《礼记·乐记》之“乐象”考释

“乐象”在《荀子·乐论》中初显端倪,而完善于《礼记·乐记》,作为礼乐文化、古音乐学中极其重要的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延伸有其内在的理路。在“音”“声”“乐”三者的离合、勾连中,“乐象”保持了多义性与丰富性。在“音声舞”的变化中,“乐象”作为“歌乐舞”的合一,具有原生性、综合性,不能被其他后起、外来的概念所取代。     

《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宋玉《舞赋》的语境及其语境下的意蕴

战国晚期,在楚国“巫音”盛行、国势衰败的情况下,宋玉赋写《舞赋》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踵屈原对巫术乐舞的改革,向楚王推荐《激楚》等新乐,希望改变“巫音”、“巫舞”一统楚宫舞坛的局面;一是在赋写中突现《激楚》等乐舞“激越”、“美和”的艺术境界,希望楚国君臣能在乐舞的启发下,振作精神,精诚团结,重兴国家。同时,这一结论也为宋玉《舞赋》并非伪作的说法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说“万舞”

《楚辞·天问》有“干协时舞”之语,学者多未得确解。或以“舜格有苗”解之,①非是。《天问》此处,原无错简。自“该(亥)秉季德”至“后嗣而逢长”计六节、二十四句,都是说殷的先世王亥、王恒兄弟故事的。②我们在此,哲不细悦。且引证古笈,专释“干”的意义。 原来,干,即所谓“万舞”。《大戴记·夏小正》:“万也者,干戚舞也。”《礼记·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郑注:“干戈,万舞,象武也。”可见,干舞(万舞)是从战阵发展而成的。它的历史十分古老。《墨子·非乐上》引逸《书·武观》篇云:“启乃淫溢康乐,……万舞翼翼。”     

唐代《云韶乐》的形成与《字舞》《圣寿乐》的关系考辨

《云韶乐》是唐代重要的乐舞形式,在《新唐书》中有云韶乐创制于文宗时期的记载。但从唐邵轸《云韶乐赋》、无名氏《开元字舞赋》等以及唐人的诸多笔记记录的表演形式来看,该乐舞在玄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实际上,玄宗时期的《字舞》《云韶乐》也不是该乐舞的最初源头,而是借鉴了武后时期《圣寿乐》的诸多表演形式。在玄宗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云韶乐》的音乐即是在法曲和道调乐曲融合基础上产生的,在舞蹈表演上则采用了《圣寿乐》中的“回身换衣、作字如画”表演形式。当代学术界对唐代《云韶乐》进行了广泛关注,但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该论文一并对其进行摘引分析。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陆机物感思想与刘勰感物思想的根本区别——兼论物感的生成与变迁

陆机的物感思想是“象、文”传统与《礼记.乐记》的综合,他深深陷于“象”、“文”传统设置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也在文学领域保持了《礼记.乐记》中的物感思想。而刘勰则将诗歌观念置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学说基础之上,以消除“象、文”传统的紧张关系。他认为“象、文”与“道”不是价值逐渐递减的关系,而是内外相符的关系。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言意关系在传统物感思想中的功能,将物感思想的重心从“物”转变到了“情(感)”,将“物感”转变成了“感物”。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海沦陷时朝《万象》杂志中的鲁迅继承

《万象》是上海沦陷时期在市民、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的杂志。鲁迅在《万象》杂志上有或隐或显的影响,前期《万象》继承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古今杂糅的构思中,以海派趣味讽刺现实,杂文创作上与鲁迅开辟的杂文传统相通,“曲张力”艺术巧妙有力地抨击日伪统治。后期《万象》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警惕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民族自大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回溯沉默坚韧的民族脊梁品格。由鲁迅在《万象》上的接受继承情况,我们可以探知当时沦陷语境中的市民大众文化旨趣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论下里巴人

本文探幽溯源 ,对历来关于“下里巴人”的种种阐释加以辨析 ,从而提出它是口耳相传于三峡地区的巴族民歌 ,相当于“风雅颂”的“风”歌 ,即“巴风”的观点。风格特异的土家族薅草锣鼓、丧鼓歌、哭嫁歌、竹枝词、五句子等就是古代巴风传承的遗韵。本文还运用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阐释了“下里巴人”的文化心理     

杨慎的“四经二纬说“

"四经二纬说"中的"四经"指六书中能够造字的前四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二纬"指不造字的后二书(假借和转注),这是第一次对传统六书的科学分类."四经二纬说"是受宋明"转声说"和班固"四象"之名的启发提出的,它对清代戴震"四体二用说"有直接的影响.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

舞龙运动源于上古的祈龙求雨,到汉代,成为一种大型的娱乐欢庆节目,唐宋时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节日欢庆习俗,并逐渐脱离了“祭祀求雨”的意味,而演变成民间一种重要的节日娱乐狂欢活动。舞龙运动是华夏民族龙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向量在中国的传播

文章考证了向量(矢量)名词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探讨了与向量有关的中国早期的数学、物理教学和研究,梳理出向量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镇墓兽"源流考

本文从全面搜寻古代典籍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了战国楚墓出土文物"镇墓兽"的真实名称与身份,认为"镇墓兽"即"坟羊",应为"幽都"主宰,即死亡和毁灭之神,其巫术神话衍生物有"夷羊"、"土伯"等,其原型应为麋鹿,其产生年代不会晚于殷商,为上古墓葬中的厌抑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