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易与吕律之确定

制定律吕在中国古代是国家大事。律吕“隔八相生”可以从河图洛书中找到完美的对应关系,它说明了律吕和图书内在数理结构的同源性。而“三分损益”的律制算法,也可以通过河图的数学模式获得一种精确的定解。     

论汉语双数量的"整体与部分"关系

"整体与部分"是汉语数量之间最常见的关系,它在汉语表达过程中有许多典型的对应式.通过分析这些对应式,发现汉语双数量的这种关系实际有强有弱,同时,某些对应式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隐喻扩展出了"夸张"关系.     

新《合同法》下的房屋买卖

1999年3月出台，于199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合同法》在较大程度上维护了房屋买卖双方的利益，但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法律，它未对一房多卖问题作出相应规范，因而还存在较大缺陷。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舆地"与"官制"之"合宜":雍乾时期西北边疆经略与河西走廊军政建制演变(1724-1773)

雍乾时期,因为对准噶尔军事斗争的需要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河西走廊军政建制经历了数次较大的调整,一方面是河西走廊各卫所改置州县,实行与内地划一的督抚州县制,另一方面是河西走廊驻防军事体系的重大调整,部分驻防旗营分防新疆,参与西域新疆屯戍.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是推动军政建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对准噶尔的军事斗争需要是推动建制演变的次要力量,河西走廊军政建制调整演变是上述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