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舍我与“情绪机械学”——民初“短篇小说”的理论译介与构形

在民初短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的热潮中,通俗作家做出丰富贡献。他们的创作量极其可观;除此之外,在小说理论译介方面,也有所作为。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史中,一直被忽略。藉由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引申,围绕“短篇小说”这一蓬勃发展的文学形式,通俗作家确立了新的文类意识;另外,以同时代“五四”作家的理论探讨为参照,通俗作家的选择体现出文学观念的分化。而他们在理论上的特定取向,最终可以反过来在他们的写作实践中得到呼应。     

“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

人们惯于将“五四”以后的“人生派小说”与“乡土写实派小说”进行分类(或者是按分期来进行归类)。其实,这种分类似乎不甚科学,因为“人生派”的许多作家一开始创作就是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和鲁迅一样,“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是从广袤的农业社区进入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语)但就“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似乎他们更关注“下层社会的不幸”。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无一不是对乡土社区中下层农民的深切关注。继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较突出的有“新潮”作家杨振声等,他的《渔家》和《磨面的老王》     

福克纳“家园”情结的新时期中国之“在”

福克纳围绕家族历史地域三位一体的母题架构而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家族世系小说,以及其中所表现的“家园”情结、怀旧意识和感伤情调,在我国新时期作家中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也是引发新时期家史小说“复兴”的重要诱因.新时期家史小说作家与福克纳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潜对话”,并在创作中过滤、改写和重塑福克纳的家园神话,赋予其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并融入了作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家族问题的个性化思考.     

“元小说”的叙事手段及其操作策略

“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常常以“露迹”、“戏拟”、“拼贴”等手段来颠覆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并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由于这种反中心、反权威、反制度化的解构倾向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使得“元小说”这种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众多作家的重视与青睐。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西方意识流小说“前景化”分析

探讨意识流和意识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以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研究对象,分析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前景化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化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论“新写实”文学思潮

“新写实”小说是近两年小说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在我看来,“新写实”不单是在某一文体创作和某一部分作家中盛行,它实际上已渗透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成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种创作倾向,形成了一个对文坛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文学思潮。     

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常以自己童年接触过的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们也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 由于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小说中的少儿形象多是孤独?空虚和迷茫的,且大都拥有浓厚的暴力情结;他们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则都拥有很多的缺点,平庸且世俗;他们小说中的很多“父亲”形象,也不再高大神圣,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都很紧张? 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数众多,其童年经验世界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若想更加全面地把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和考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中的地域?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胡风与路翎“理论与创作”互动性表现的再认识

胡风理论对七月派小说作家创作有深刻影响,这在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得到“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性表现.对比思考路翎与纪德小说创作的差异,可以看到,“胡风理论”在开拓出路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同时,又对路翎小说创作的发展带来束缚.直接影响了七月诗派形成的胡风理论,难以承担七月派小说发展之不足的责任.     

论新时期小说“自然抒写”的流变

在生态批评视域中,小说中的“自然”不仅被用来营造场景气氛、标志事件进程或烘托人物心境,同时也是达成创作意旨的隐喻和象征的主要载体.小说的“自然抒写”着眼于作家对人事与景物关系的处理,其隐含的自然审美观会对作品艺术风貌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折射出创作主体的“精神生态”.借助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数种重要创作思潮代表性小说文本“自然抒写”的流变,可以透视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审美思潮的演进轨迹:知青小说粗狂沉滞的“自然抒写”中充溢着青春激情;乡土风俗小说圆融灵动的“自然抒写”中呈现出人性的自然回归;寻根、先锋小说深邃、狞厉的“自然抒写”中蕴含着人性的哲理求索;90年代生态小说悠远澄澈的“自然抒写”中则透露出“天人合一”的诗意憬悟.由此可见,新时期小说紧紧依托自然审美来呈现主体意识对理想、自由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其艺术风貌也因作家自然审美态度及抒写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致,其间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演化成为观测世纪之交“精神生态”的一扇视角绝佳的窗口.     

三湘灵气一股泉——新时期“湘军”小说独有品格简论

新时期的湖南小说以“湘军”独有的品格在当代文坛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在高扬作家主体精神、探求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意识的整合、艺术地适应市场文化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木犀花”下的浪漫与“红酥手”的眷恋——《木犀》与《叶罗提之墓》之比较

在创造社作家群中,陶晶孙创作的《木犀》与郭沫若创作的《叶罗提之墓》,是两篇题材相同而旨趣各异的“自我小说”,讲述了少年男孩与比他们大十多岁的女人的爱情故事。在两篇作品的对读中,我们可以感受两位作家不同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各自的艺术追求和文学风格。     

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比较

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红色经典”中的“女追男跑”现象及成因探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系列小说在描写男女爱情关系时,都具有“女追男跑”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作家自觉塑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企求的当代英雄形象;二是因为“女追男跑”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早已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遇合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创作环境,因而本能的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