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冷月:“近代画家革命巨子”

出生于苏州的现代著名海派画家陶冷月,在本世纪20年代初熔中西画法于一炉,以“新中国画”震惊画坛,和徐悲鸿、林凤眠、刘海粟等成为中西融合派先行者,为中国画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绘画美学角度,分析陶冷月的艺术创新过程和艺术审美特征,说明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从施蛰存的小说看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

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诸神”中，施蛰存无疑算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了。就他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来看，他大抵是属于“新感觉”这一路的。在这里，我准备就施氏的创作实践中发掘出“本真生命意义”的内涵来，从而对整个中国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得见一斑。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至少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不管其出发点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也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归宿必然是要道出人的生存的“生命意义”来。因此，虽然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广义的），众所周知，是在大量借鉴和对照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基础…     

中华古代人才思想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古代人才思想源远流长，其精髓可概括为“知人善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人善任”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     

变异：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与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

本文从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指令的观念冲突的阐述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已发生某种变异，仍然带上中国主流文化的色彩。因而，提出对西方现代主义模仿得越象，越不是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中国的“真正的现代主义”应是扎根在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的。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

尽管“计划经济”思想在现代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自由经济”思想也并未断绝。事实上，清末即有一些人士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弊端，即经济上效率低下与政治上导致集权。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愈来愈富有学理性，进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人士甚至提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进思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自由经济”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源泉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弱创造性问题——以王国维、李泽厚、宗白华为例

“否定主义美学”以“批判和创造的统一”为核心，主张从中国现代社会现实提出独特的美学问题，对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双重批判和改造，才能实现美学原理的真正创造。以此为坐标考察中国美学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美学的“弱创造”特性在王国维、李泽厚和宗白华的美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审视性地梳理其创造程度的差异，是中国当代美学获得原创性建构的基本前提。     

贺麟与胡塞尔现象学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新心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在本体论上有相似处，但也有不同，在方法论上则有严重分歧。这成为贺麟即使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但却公开批评现象学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甚微，本文也给出了部分解释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30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文章论述了田汉在中国现代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田汉是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在体式的建构中，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个重点，但仅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对中国整个新文化作出清晰的描述的。我认为，现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文化战...     

北大举办首届中国“南北哲学论坛”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迎来九十华诞之际，5月15—16日在燕园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南北哲学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哲学与现代中国”，四十余名与会代表，就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困境，以及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谁是“第一篇”现代小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若仅从时间而言，陈衡哲的《一日》与李劼人的《儿时影》皆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更具成为“起点”的资格，但所谓现代小说的“起点”不仅意味着时间层面的起始，更加代表了现代性质的开端。文学史的“起点”有别于文学的“起点”，它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学术考量等综合因素的判断和把握。因此，对“第一篇”现代小说争议的探讨和对“起点”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不仅是“时间”与“内容”之争，更是在深远、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下，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化。     

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 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笑把浮名让世人——当代草圣林散之的艺术人生

中国现代最杰出的书法大师林散之先生逝世已20周年，被誉为“当代草圣”和“中国千年十大书法家”的林散之至今在艺术界和收藏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为了纪念林散之逝世20周年，南京在1月下旬推出国内最大的“林散之书画拍卖专场”，共计42件书法和绘画作品，其旷逸真气自轩轩于天地间。所谓精金美玉，必有发之者在。     

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美学精神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新的美学精神以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为特征。体现在新艺术形象上有三个特点:高扬典型化,摒弃类型化;高扬平民化,反对贵族化;强调科学化,摒弃神秘化。而这些,不仅是属于古代范畴的“近代”与属于现代范畴的“现代”的历史分界线,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真正起点。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