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以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为讨论中心

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少数民族哲学如何可能即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需要写一部哲学史。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恰当方法。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还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在材料选择上要特别慎重以及实事求是地评价少数民族哲学等问题。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树立了某些典范,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中国当代哲学的政治倾向探析

中国当代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哲学服务于政治、干预社会生活最自觉的一段。中国当代哲学与中国当代政治之间的关系高度密切,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中国当代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高度密切,主要是指中国当代哲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常常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服务,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中国当代哲学自身也打上了明显的政治印记。因此,总结和反思建国以来我们在处理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经验和教     

黑格尔的真理观

黑格尔的真理观,在人类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提出了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以说集中地反映着他的思辨哲学的精华与糟粕,也可以说是他的体系的基石。因此,了解他的真理观,对了解他的整个体系很有意义。     

“哲学史即哲学”之四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即哲学"认为,每一种哲学学说必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史观,两者应该而且可以达成互证.这一观念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可以经由分析一种哲学史观的合逻辑性,来判定与之相关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在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说明上述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之后,重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其哲学学说的关系.     

新哲学的诞生地——重读《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马克思把实践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 ,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真理的标准问题、唯物史观问题作了经典的表述 ,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 ,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哲学基本问题是研究哲学史的指南

近年来,在哲学史学术领域中,就哲学史的对象、唯心主义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讨论中有一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怎样正确看待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哲学史的研究要不要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为指针?有的同志怀疑哲学     

西方哲学史中“观念”范畴的演变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发现:同一个哲学名词,在不同的哲学家手中,其用法和涵义常常不尽棺同,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些差异,却又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律的。研究这些哲学名词概念在哲学史上的发展演变,揭示这种演变的联系和规律,是把哲学史研究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任务。我们只有准确地弄清哲学家们所使用的名词概念的涵义,才能把握不同哲学观点之间的真正分歧,也才能正确地评判历史上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解决的功绩和局限性,从而在一个侧面揭示哲学发展的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之作为哲学的特有品格显示出来。此外,中西哲学比较已经成为目前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限于哲     

评黑格尔论哲学史的对象——读《哲学史讲演录·导言》札记

哲学史学家们对哲学史的研究结果无论怎样分歧和多样,但他们至少在两个原则上是有共同点的。首先,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史的发展情况;其次,他们也反映了哲学史学家个人研究的立场、思想和方法,这也就是哲学史观问题。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史讲演录》是他的主要著作;此间,他用自己全新的方法,论述了哲学思想发展史,尤其是精辟阐述了哲学及哲学史对象问题。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哲学发展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我国哲学界经过几年的讨论,在哲学史的定义问题上已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近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基本上都采用了“认识史加斗争史”的提法。如,“说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与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对矛盾运动发展的历史,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①;又如,“哲学史也就是认识的发展史……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②。这样的定义的确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重要线索,然而并不全     

浅论杜威关于哲学价值意义的新概念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关于哲学价值意义的新概念,起于对哲学发源地的新态度。关于哲学发源地的见解,存在于杜威哲学改造的视野内,对此,杜威交代了一个对于传统哲学的新态度：哲学发源于社会的情绪材料,而非认知的材料。由此出发,可以寻得哲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哲学的真正任务。若把哲学史当做文明史和文化史的一章去研究,就会发现哲学史的一个新意义——它从科学中失去的,可以从人文精神中收回来。哲学充当的是“沟通使者”的角色,在各专门化的知识门类当中,架起互相理解的桥梁和纽带。哲学的正当工作就是解放和澄清意义,因而,哲学实质上就是批评,是批评之批评。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试论布鲁诺哲学体系及其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乔·布鲁诺(1548—1600)一直作为为科学和真理而献身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崇敬,但中外哲学史专著对他的哲学体系及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往往一笔带过,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和介绍,因而在评价上也大相径庭。有的说他是唯物主义者,有的则说他是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史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过程,对其中每个环节的认识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整个过程的认识,何况布鲁诺哲学在这一过程中是承     

试论古希腊哲学的“一”与“多”思想

<正> “一”与“多”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阐明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集中体现了古代哲学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因而它是理解古希腊哲学的钥匙。我们从各个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既对立又联系的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发展曲线。其中每个哲学家都是某一曲线上的一个环节,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或学派就连成了哲学史上的一个个大小圆圈,整个古希腊哲学史就是由这些思想圆圈所组成的。本文试图以“一”与“多”的思想为核心,用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圆圈去勾画古希腊哲学史的螺旋曲线。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