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赫鲁政府的双重核政策

尼赫鲁政府时期印度的核政策具有兼顾民用与军用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公开宣布印度决不把核技术用于核武器制造;另一方面,在发展核计划时暗中为制造核武器做准备。此间,印度的《原子能法案》高度强调保密性,科学家得以自由地实施兼顾军事目的的核计划。同时,印度获得了高浓度的武器级钚,并保留了自由使用这些钚的权利。此外,尼赫鲁总理从未放弃在极端条件下印度可以制造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在核裁军问题上,印度的政策也是实用主义的,既积极参加国际裁军议题,主张全面、彻底裁军,又表示如果全面裁军不能实现,印度也应保留包括发展核武器在内的充分的核权利。     

论印度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国内官方和学术界尚未系统论述过一国在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问题。本文将其分为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三个等级,认为印度在周边外交中地位至关重要,在大国外交中地位比较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地位非常重要。     

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

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主要特点包括: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推动与巴基斯坦在军事与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保持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印度发展核武器成为南亚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但也存在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美印核合作协议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某种潜在挑战。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

当前,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主要讨论议题。然而,现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清晰界定,“自我认定”的方式正遭受一些国家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中涵盖的15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多数为“最佳努力条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兼具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属性,部分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本质上旨在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但仍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将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会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需要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享受完全一致的差别待遇,在后续谈判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国际治理中,中国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

世纪之交，无论是从规模条件，还是从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来看，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已经无可争议地崛起了。助成印度崛起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其一以贯之的大国地位追求，特别是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外，显然还在于冷战的结束给印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印度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认可，但由于受种种条件制约，其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印度的崛起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印关系。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印度国际政治思想刍议

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坚定地基于一种哲学指导。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既体现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印度战略文化包装下的基本对外态度和信条,其核心就是“曼荼罗”地缘政治思想、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和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为此,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基本战略选择,同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     

印度对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反应

1964～1968年间,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印度国内围绕核政策选择问题展开讨论。1964～1966年,讨论的焦点是印度是否要发展核武器,结论是印度保有发展和平目的核爆炸装置的权利。1964～1967年,印度政府又试探大国向本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如愿。1967～1968年,印度核政策选择争论的核心转变为是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几经谈判,印度对此条约予以拒绝。     

南亚国际格局的塑造与中国的抉择

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深受地缘政治争夺的影响,在依赖外部势力和达成内部均衡的两端不断产生不稳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与和平的南亚国际格局,有必要重新定义印度的地位,并从南亚各国争取战略自主的角度理解新的体系形成的必要与可能,及对中国相关战略的意义。     

印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独立了 5 0余年的今日印度 ,妇女的地位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而正如印度学者尼拉·德赛所指出 ,“如果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她的平等便不能成为现实。”1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婚姻、生育子女、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和继承等方面在内的家庭生活 ,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男女平等和财产权利等重大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地位既是妇女社会地位的基础 ,又是衡量这一地位的标尺。本文拟对独立 5 0年之际的印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处境作一考察 ,并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加以探讨。一、国家大力促进妇女的发展在印度 ,关…     

国际核危机的控制与管理——南亚核危机案例研究

国际核危机是一种严重危害国际安全的恶性事态。国际核危机发生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本文回顾了南亚核危机的演变过程,着重分析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第三方应对管理南亚核危机的方式及成效。     

朝鲜核试验的经济学分析

朝鲜核试验的战略意图可以从比较优势理论、边际分析理论与博弈论等研究角度讨论。朝鲜核试验不仅对朝鲜吸引外国资本、接受国际援助、进行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产生影响,而且对周边韩国、中国等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表明,韩国整体经济并未因朝鲜核试验受大幅影响,金融市场所受负面影响不明显,外资一般持观望态度。对中国而言,朝鲜核试验不利于中国一直竭力营造的良好外部投资环境,对在朝中国资本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区域军事安全成本。     

战后日本核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到在核问题上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相当矛盾。对于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发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从“核武器唯一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的变化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日本核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认同是通过国内、国际因素共同构建的。     

北京市居民对核电的认知与接受意愿——基于日本核泄漏事故背景下的调查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背景下我国居民对核电的认知状况与接受意愿。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对核电相关知识了解水平较低,但关注度和兴趣都比较高;公众对核电的感知价值、感知风险和接受意愿也比较高。根据本文的分析,公众对核电的感知价值对其接受意愿有促进作用,提高感知价值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公众对核电的卷入程度和信任度;公众对核电的感知风险对其接受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降低感知风险的主要途径在于提高公众对核电的了解程度。     

试析印度在伊朗核问题中的平衡外交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于2005年9月和2006年2月就伊朗核问题是否提交安理会审议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表决。因为不结盟运动在理事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席位,致使印度备受伊朗和美国的拉拢。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印度支持一方就会得罪另一方,但印度通过平衡外交做到了既同美国签署了《核合作协定》,又维持了同伊朗的能源合作。本文试图通过详细分析印度的外交行为,来探讨印度怎样在复杂的伊朗核问题中获得经济利益,实现印度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核权力体系与印度的战略选择

国际核权力系统的最大特征就是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在这样一个权力不平衡的系统中，印度为了维护它的国家利益，曾采取过三种战略选择。裁军努力受挫、核安全保障失效以及国际核不扩散压力逐渐增大，这三大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印度走向核武器化并追求公开核威慑之路。在印度于1998年5月进行公开核试验、掌握核权力之后，全球核权力体系还将会影响到印度对核权力的进一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