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国家与世界:全球伦理的现代儒学探索

杜维明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学和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他１９４０年出生于昆明。１９６１年在台湾东海大学获中国研究学士学位；１９６３年在哈佛大学获东亚地区研究硕士学位；１９６８年获哈佛大学东亚历史和语言学博士学位。１９７６年加入美国籍。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杜维明先生任台湾东海大学人文科学讲师。１９６７年以后，他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１９７７年成为该校史学教授。１９８１年，杜维明先生来到哈佛大学，担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他经常来华从事儒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１９８５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儒家哲学”。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和传播研究所主任。杜维明先生的研究兴趣在于儒家人道主义、中国思想史、东亚哲学和比较宗教研究。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和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现任中国文学和哲学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任，国际孔子研究会副主席，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等职。他的中英文著作颇多，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两部英文著作是《活着的树：今天做一名中国人的含义的变化》和《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道德教育和经济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一个韩国学者的忠告：谨慎对待儒学的“潘多拉魔盒”──《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述评

一个韩国学者的忠告：谨慎对待儒学的“潘多拉魔盒”──《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述评陆象淦众所周知，关于儒学之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般说来传统文化与经济一社会发展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从康梁的托古改...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儒学热的冷思考

儒学热是以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成果为其学理基础的,儒学热与人们热爱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这一传统的情感诉求有关,媒体的宣传造势也有推波助澜之功效;儒学热也与意识形态本土化等政治诉求关系密切。这股儒学热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其中包含有"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儒学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借儒学之名推行政治儒学及其理念等内容。如果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其他因素,儒学有可能以被复兴的名义而丧失其生命力。     

浅论中日儒学之差异

中日儒学比较，是我们从文化史角度解开近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之谜的一把钥匙。近代日本社会正象明治维新时期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所说，是“论语＋算盘”或“东洋论理＋现代西洋科学技术”的“儒学资本主义”。近年来国际日本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已经融合成为民族心理和国民深层文化的儒学思想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因此，中日儒学比较，对于探索日本经济发展的深层文化动因，对于挖掘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合理成分，对于建立既符合我们民族特点。又能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儒家思想公元５世纪前…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人们一谈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想到方克立先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近４０万字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方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此略述一二。一、运筹...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文化的挑战与应战─—关于儒学分期的一种新阐释

本文借用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原则来审视儒家文化，认为，儒家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四次挑战：儒学产生初期，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太极”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实现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体验；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变革。     

儒学为什么是人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儒学的特质

儒学之所以为人学除了春秋社会的特定历史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文章因此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门槛，从中西社会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发现，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考对象的西方文化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象和起点，其典型表现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作为孔于思想的源头和反思对象，决定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的人学性质。文章还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儒学中“人”的存在特性。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司马迁儒学思想透视

本文从儒学史的角度挖掘了司马迁的儒学思想。西汉初年以来儒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文化土壤,培育了司马迁崇儒尊孔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在《史记》中形成了以“六艺”为中心的“一家之言”。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田哲学与儒学思想的对话

作为日本京都哲学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曾经深受宋学、尤其是阳明学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西田哲学的前期,也反映在了西田哲学的后期。围绕“至诚”这一概念,西田在重新审视作为东方儒学的传统理念的同时,也站在自身的哲学立场赋予了它以一种新的内涵。西田的儒学诠释,不仅是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构建自身哲学思想的一个必要之过程;同时也是赋予儒学以“现代性”的一个“尝试”。回顾这一历史性的对话,反思这一尝试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将是我们如今探讨京都哲学与儒学之间的“对话”的逻辑起点。     

展望21世纪儒学应当正视的两个问题

儒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个奇特的历程。20世纪无疑是又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但是,透过惨淡与坎坷,儒学却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流派。与世纪之初“全盘西化”派“打倒孔家店”的狂潮怒滔形成鲜明对比,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儒学的广泛关?..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推重直觉等主要特征。     

儒学与武士

儒学与武士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中田本文试从实践的层次上考察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武士之间的关系、儒学对武士阶层的影响、武大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发展的高峰期。经过德川幕府的极力推崇和儒学者的辛勤努力，儒家思想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