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实践基础与建构路径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和提升居民生育水平成为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社区作为离居民生活最近的外部现实场域,其环境设施、托育服务、学校资源等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设施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的挤出效应,但也会通过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间接的挤入效应;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支持效应;社区学校资源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凸显社区公共服务作用的类型差异性。社区环境设施和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都沿代际结构演变而呈现起伏性。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效应的显著性、方向性、程度性、代际性为建构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需要从服务内容扩维、治理机制分类、幸福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推进社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国外生育意愿研究经验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与反思

发达国家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均早于中国,在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生育意愿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生育意愿特性界定上比较科学合理。其次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从生育意愿的计划行为理论,到生育意愿变动的生育周期控制理论,构建了完备的理论分析体系。三是基于理论指导,深刻分析文化规范、经济因素、职业冲突、家庭权利分配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避免了将一些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统一归为影响因素。而这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恰恰为国内学者所忽略,由于国内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不科学,也导致生育意愿对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能力大大降低。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乡镇人口生育意愿现状——以菏泽市乡镇人口为例

根据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该市乡镇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调查结果表明:菏泽市乡镇人口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54,低于更替水平;性别偏好不明显;意愿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也发生了转变.据此提出:国家应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权益、家庭保障间平衡统筹,进行适当调整.     

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山东省的一项人口生育观调查表明,21世纪初随着中国全面实行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和改变,为新的生育观念的确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产生现代生育观念的环境,促使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向现代生育观念嬗变,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调查还表明,即使目前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每对夫妻生育意愿平均人数也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没有必要为将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担忧。3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既限制了中国人口大规模超负荷的激增,也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国人内化接受了。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目前的人口转变是不稳定的。因此,人口政策应适时作出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湖州市314名农村育龄妇女放弃申请生育二孩原因的调查

通过对湖州市农村放弃申请生育二孩妇女的生育意愿、经济与工作情况、及她们的生殖健康和环境因素等的抽样调查分析,表明生育意愿转变及经济、工作状况是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而家庭环境及生殖健康等因素对是否放弃申请二孩也有一定影响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丁克家庭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出现,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丁克家庭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养孩子的成本太高、婚育观念的变迁、传统家庭生育动机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丁克家庭的发展壮大对社会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但它暂时不会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现阶段我们应探寻一种与传统家庭类型和谐共存的丁克家庭模式。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     

当代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历史学考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丁克家庭开始出现于我国一些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列的大、中城市 ,目前数量已达 60万之多。丁克家庭的大量涌现表明 ,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逐步健全和社会就业竞争愈加激烈的大背景下 ,一些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丁克家庭不会成为我国的主要家庭类型 ,也不会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神话

文化人类学于 2 0世纪初传入我国 ,它以独特的研究视角使得中国神话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以此来再度认识中国神话 ,并重新观照和审视图腾现象与神话起源将会更加有意义。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阐释中国的神话特质 ,以生殖崇拜、母系氏族文化和神话意象为最明显的特质 ,以期从根本上理解人类生存状态的源起     

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出生率的计量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对家庭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是当前较少触及的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采用人均GDP与人口出生率指标分析经济增长对人口生育产生影响的研究却较为少见。研究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意愿确实产生了负作用;G 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快速增长的确是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并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也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负均衡关系。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若干问题解析

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看 ,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已超出适度规模 ,从农民生育子女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这一客观事实看 ,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西部地区人口膨胀的原因。生育对贫困地区的人们并不全然基于市场理性 ,生育还连带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及社会情境。因此 ,西部地区要降低人口出生率 ,求得适度人口 ,不仅要借助于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 ,即人口控制的成功 ,而且要依赖于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 ,即通过文化的变迁 ,使人们在生育行为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两种生产”理论视野下中国科技发展轨迹分析

不仅人口质量的高低能够影响到科技的创新,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也能影响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在中西家庭人口的变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分析了中西家庭人口的差异对各自社会特别是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自近代以来,由于“两种生产”不断的分离,以及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人口政策与科技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结构解释

通过分析“成本-效用”的经济因素及文化因素解释说,对于农民非要生育男孩这一生育行为的解释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使用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来理清各影响因素彼此间的关系,即从内生变量因素(农村家庭养老、家庭结构和社区结构)以及外生变量因素(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2个方面对农民偏好男孩这一生育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最终认为,理解并认可农民想要一个男孩是一件并不过分的事,这有助于促进人口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关于人类生存力的哲学思考

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 ,个人以生命的形式存在着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四种基本的“力”构成的 ,即生存力、生殖力、生产力和意志力 ,它们在网络结构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在动态平衡中构成人类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其中 ,生存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它决定着意志力、生殖力和生产力的基本价值趋向 ,是网络动态结构中的枢纽和核心 ,其它三个动力系统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人类的生存力。诸力在人类历史进程各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 ,而人类的生存力却遭到了严重破坏。适当地扼制欲望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