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叙事——评《马商的女儿》中的男权话语

女性人物和两性关系是劳伦斯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作者思想中的男权主义得以滋生和壮大 ,使得他以独特的男权话语来书写两性关系。本文旨在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手术刀 ,通过《马商的女儿》来解构作者对女性的狂妄和偏执。从中可以发现作者不仅恐惧和厌恶女性的自主和独立 ,同时企图借用性别政治来鼓吹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服从     

性别与文学的记忆——评郭梅的《浙江女曲家研究》

文章对郭梅《浙江女曲家研究》一书进行了细致评析,认为该书以女性曲体文学为主,探析古代知识女性整体的艺术接受与创作历程,以深沉的人文精神和细腻的女性视角,勾勒并评判了女性曲家曲体文学创作主题内涵和艺术成就,是一部视角新颖、独具特色、学术功底扎实的曲体文学研究力作。     

叙事话语与性别意识——评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

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以其具有反思性的叙事话语,聚焦于市民社会的性别意识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本文采用性别叙事的视角,分析了文本中叙事话语和性别建构的社会性及其相互关联。     

应运而生的思想家——兼评《〈韩非子〉的成书与文学研究》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其思想,是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根据与思想方法;其著作,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韩非论著中关于文学的论说都是针对当时具体社会环境与他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的,我们必须从他的文章所体现的与文学有关的方方面面,去了解其对文学的真正看法。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韩非著作中说的文学,乃是指学术文化,主要指儒家学说。第二,韩非当时面对的是学术上的各家各派竞驰其说。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文艺理论,并不能反映他的整个文艺观。由此出发,才有可能对韩非的文学思想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可分为两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异化”,后者即“归化”。异化论与归化论似乎不可调和,而实际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会有绝对的归化。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文化杂合具有抵抗强势文化的积极意义。异质文化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时的兼容与杂合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了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型世言》研究三题

三百多年来，治中国古代小说者，都知道明代《三言》、《二拍》这五部短篇小说集。随着《型世言》的发现和出版，人们才获悉，除《三言》、《二拍》外，还有《一型》。但对《型世言》的研究，在大陆才刚刚开始。这里，我想就《型世言》的发现者是谁？《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是个怎样的作家？《型世言》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这三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一、《型世言》的发现者是谁？据我所知，1991年冬天，韩国学者、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朴在渊写论文《朝鲜时期中国通俗小说翻译本之研究──以乐善斋本为中心》之第二章时，在朝鲜王妃图书室乐善斋…     

探寻文学叙述与中国现代性别主体建构的关系——评《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这个课题具有综合性系统研究的性质，又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一不要说需要涉及的学科，诸如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和文学史学、现代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学等门类繁多，就说题目标示出的“社会性别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跨度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     

《卖柑者言》三巧

一、巧取譬喻。这是一篇寓言。作者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设喻,通过卖柑者慷慨陈词,淋漓酣畅地指斥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饮美酒、食佳肴的文臣武将,不过是一些徒具堂堂仪表却不能济世经国的骗子,辛辣地讽刺了社会时政,愤世嫉邪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新时期电影与文学的互证——兼评刘再复《驳顾彬》

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评价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仅从传播方式而言,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时期电影。张艺谋认为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与新时期的文学繁荣分不开,正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了新时期电影。实质上,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文学现代化洗礼后已逐渐进入成熟期,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然而,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价值取向的茫然与混乱中,导致无法建立起公正的文学与电影评价系统和体系。只有冷静分析中国新时期电影和文学,才能真正发现新时期电影和文学的价值所在。     

徜徉于伟人的文学世界——评《瞿秋白研究》

近年来,冒炘先生始终围绕瞿秋白进行着两个方面的辛勤笔耕——一方面以作家的才华和激情生动地描绘着秋白的光辉形象;一方面以学者的严肃和敏锐潜心探索着秋白的文艺思想和文学道路。如果说驰誉文坛艺苑的影视创作《秋白之死》、《秋之白华》以及同名传记小说,是他前一番努力的珍贵结晶,那么不久前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论著作《瞿秋     

女性文学“性别”意识的话语转型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性别意识一以贯之。之初,作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点的反拨,批评话语侧重女性立场的强调,女性意识的阐发。90年代以来,批评话语渐渐转向了“社会性别”,研究中更倾向于男性权力的批判和性别差异的解构。近年来,“性别诗学”理论渐渐浮现,强调性别属性的阐释与其它范畴的结合,并谋求双性差异中的和谐,这意味着学界对性别介入文学的问题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嘉良教授的《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一书，于2007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从地域文学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轨迹，研究各种文学形态的复杂展开状况。集中研究的地域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潮”文学现象，此种现象曾以文学精粹叠出、勇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而为世所重，因而本书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许多话题。     

陈映真的文学悲情--兼评王向阳的《陈映真论》

通过对中国大陆的陈映真研究加以简单梳理,重点评析了<台湾的忧郁>和<陈映真论>.认为<陈映真论>的作者集中论述陈映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陈映真"悲情"文学世界的重点阐发.如果说从<台湾的忧郁>中,能够感受到陈映真小说世界的"忧郁",那么从<陈映真论>中则能体悟到陈映真的文学"悲情".     

东北文学研究的新景观——评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

新读高翔先生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感觉心中一亮,终于看到了对东北现代文学除有关"东北作家群"研究以外的全面扎实的阐释.     

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非性别因素探析——《老友记》人物话语风格性别差异分析

为了探讨非性别因素对话语风格性别差异的影响,运用社会语言学定量研究方法,对美国电视剧《老友记》(Friends)的部分语料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语境,对统计数据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剧中两性在话语风格上更倾向于相同,而不是相异;社会文化的变化引起语言使用的相应变化,性别与语言研究应与时俱进,结合新的社会文化语境探讨性别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并在引用以往研究成果时要考虑其研究背景。     

叩问媒介时代文学的终极命运——兼评金惠敏著《媒介的后果》

一进入21世纪以来,媒介研究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媒介不但以其传播的信息内容改造着世界,它更成为了人们与世界发生关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介质,也就是说,媒介自身的形式构造和功能作用更为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了人的一种内在的尺度。现代媒介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精神向度和存在处境,以致可以说,某些经典的人类精神活动范式的存在根基显现出了被动摇的迹象。在这种冲击下,千百年来一直被作为人类精神家园守望者和美的创造者的文学活动不能幸免于难。在当前这个互联网技术已相…     

试评《郑和航海图》的地名研究——兼评《古今对照郑和航海图》

世界各国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对明初郑和下西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认为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苏联大百科全书》说明代中国地理学因此而得到极大的丰富,《大英百科全书》则更进一步指出,郑和下西洋所探险的地区“直到几乎一百年后才为西方所发现”。这些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道教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金元文学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至于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学研究因其涉及宗教,问津者就越发寥寥。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竞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     

《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

一、开阔眼界,发掘一切可以发掘的材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史料发掘的范围也日益扩展。所谓“六经皆史” (明清人语),所谓“一切古书皆史”(胡适语),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无疑地都是正确的。 在发掘史料的过程中,新史料的发掘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在《陈垣墩煌剩余录序》中,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