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 5 38 65万多 0岁人口进行地区 (省、直辖市、自治区 )分配 ,将漏报出生回填后 ,估计得出各地区 2 0 0 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结果显示通过漏报回填可以基本展现各地区妇女真实生育水平 ;各地区生育水平差异较大 ,还有1 3个省区超过更替水平。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Ferti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Nationality Groups in China

There is an extensive sociological and demographic literature about why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fertility, usually higher, than the majority white group. The four major hypotheses are the subcultural hypothesis,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hypothesis, the minority group status hypothesis, and the economic hypothesi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fertility patterns of the majority Han and the larger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and examin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above hypotheses may be useful in articulating the reasons why the fertility of the Han majority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minorities. We first present a brief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We next present short vignettes of each of the eigh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e will be examining. We then review the Western literature on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betwe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behind the four prominent hypotheses to be tested. Finally, we present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nd draw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work.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地鼓励民众的生育行为,这关乎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稳固新常态发展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15年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回顾,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归纳得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方面因素：政策、经济、观念、教育、年龄,以期在新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做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准备措施来迎接全面二孩时代,并为有关生育意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