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田野作业中的参与观察法

试论田野作业中的参与观察法蔡家麟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作业是这门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每个调查研究者必须具有的经验。被认为开发丛林调查的先驱之一、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Ｂ·马凌诺斯基（１８８４—１９４２）说过：“除非你与异文化部落的人们唇齿相依地住...     

变迁中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人类反观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工具

田野作业是一种直接进入社会文化环境调查的科学研究方法,其依据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田野作业发端于摩尔根,完善于马林诺夫斯基,并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百多年来,田野作业历经变迁,不断演化成为一种人类反观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工具。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急遽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为田野作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广阔的前景以及研究的田野     

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以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田野调查为例的考察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田野调查实践表明,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方法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建立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实验室”,在田野这一“互动实验室”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在互动中去了知对方的文化事实,是跟踪特殊而复杂的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     

“家”与中国乡土社会：基于个体心理的思考——民国时期许烺光的喜洲镇调查

作为中国家庭社会学学科史上的开拓性学者,许烺光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他的喜洲镇调查从个体心理层面出发,试图通过田野经验更充分地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文化,同时也进一步反思该文化潜在的局限性。“家”从来都是勾连个体与社会文化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将人格心理与总体性文化命题相关联的研究取向,对当下的乡土社会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根据以“家”为中心展开的田野调查经验,许烺光不仅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权威”和“竞争”属性的本土化特征,同时通过反思作为中国“家”文化和乡土社会核心价值的“父子一体”观念,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的人格性基础。     

虚拟民族志的路径方法、伦理关系与使用效度——以Fate Grand Order及其玩家实践为中心

虚拟民族志的兴起,是在媒介转向、新冠疫情等影响下的方法论调试。在“研究者—生产者—媒介—受众—文化传统”这一行动者网络中,虚拟民族志的操作论纲及其伦理关系可归结为：文化传统的“隐性在场”“本真性”在受众与生产者、受众与研究者间形成了田野伦理的博弈张力;“相对真实”与适宜的“情感浓度”是虚拟民族志的使用效度;虚拟民族志与线下田野作业并非是替代与被替代、主流与边缘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对神话主义研究民间传统的创编现场、受众对碎片化民间传统的立场与内化程度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山曼先生：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

山曼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伦理的操守和田野调查技术的艺术性运用,在田野调查中对民俗实物收集的重视、对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对个体定点调查联合作业的倡导力推等,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土司遗产田野调查的多维度探索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现存土司遗产进行田野调查,既有助于各类人才培养,促进原土司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七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度认知与理解我国土司遗产的文化本质,而且能将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纳入“文化制衡”的“民族生境”中进行探讨。     

山曼先生田野作业特点论析

本文旨在对山曼先生20年的民俗学田野作业进行回顾和梳理,并通过其田野作业理念、田野作业方式、成果及其影响来探讨山曼先生的田野作业特点,认为"山曼式的田野作业"重点体现在他"抢救"民俗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处不在的田野"调查理念、独立的田野作业、平等的调查方式和民俗实物收藏的"系列癖"四个方面.     

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田野作业

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文化母题,有着丰富的民俗内容.二月河对于相关题材的反映,使用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正是这种视角的存在,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民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二月河对于田野作业原理的自觉实践,不论是对文艺学叙事理论的丰富,还是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体系的完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洁净观念初探

长期以来,土族民间信仰中存在“不洁”和“洁净”观念。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洁净观念中人与恶灵的关系、“不洁”和“洁净”的二元对立履相互转化仪式,并对其心理根源和社会功能作了探讨。     

民族社会学视野中的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研究

本文在对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梳理了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并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丹噶尔藏人的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西北地区民族婚姻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     

互助土族“日麻”及其文化内蕴

“日麻”是土族传统的院落式民居,它凝聚着土族人的心愿、信仰和审美观念。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来探析互助土族“日麻”的文化底蕴。     

大理周城白族栽秧会风俗变迁浅析

近年来,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界一个颇受关注的现象是传统的复兴。本文提供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复兴”个案──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栽秧会风俗变迁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而通过对这一传统风俗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影响这一风俗变迁的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分析,提出笔者对这一传统变迁类型的思考。     

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

文章从微观层面剖析文化生态,对洮岷花儿中“阿欧怜儿”曲令及其文化内涵所生存的文化空间、政府主导的基层实践现状予以了细描。洮岷地区唱花儿、听花儿、聊花儿的文化现象,实为当地的一种口头传统与生活方式,其源出于本土文化生态。断此,传承的文化活水便会成为无源之死水一潭。故“非遗”保护必赖其文化生态组成的文化空间之保护;“主导”作用需到位,不缺位,更不可越位。     

家庭视角下牧民城乡流动的异质性分析——来自内蒙古阿巴嘎旗的田野调查

人口流动是我国新时代城乡关系塑造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典型牧区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实地调研发现,牧民城乡人口流动与传统农民城乡流动不同,呈现"牧作城居、周期往返"的家庭分离特点。牧民城乡流动异质性与制度政策、收入水平、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生态型不均衡与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虫祭与农药的生态人类学

以韩国全罗道下沙溪村为田野调查对象，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10多年间，随着居民的城市化和农业“绿色革命”的深入，该村传统的虫祭仪式随之消失，并以此为突破口，展示了该村因此而蒙受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双重”灾难，希望唤起整个社会的反省，注意到技术的引进不能光凭该项技术是否贴上“科学”的标签，而是要看该项技术是否能与文化共同体和相处的生态系统相兼容。为此，作者立足于文化相对的立场，提出“适当技术”的概念作为生态人类学评估技术改进的依据。     

自审·批判·超越——试析20世纪女性写作的自审视角

20世纪女性写作有一个鲜明的自审视角,所谓的自审,指向的是男权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女性丑恶和她的本质弱点。本文旨在剖析每一个时代,凌叔华、张爱玲、王安忆、铁凝等一批女作家感应时代的氛围,切入的对女性文化负面的不同观照层面,和对类的自我做出的灵魂审视和冷峻批判。     

当代七月七“小人节”的祭拜特色和源流——浙江温岭石塘箬山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

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或称"乞巧节",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由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编织起来的浪漫的爱情故事,故也有人称其为"爱情节".因为传统的钟情者和参与者,更多为少女,所以,又有人称其为"女儿节"或"少女节".可是,在浙江沿海温岭石塘地区的田野作业中,笔者发现,该节日在我们民间,至少从宋以来,一些地区衍变为祈求儿童吉祥如意、健康成长的"小孩(儿)节".从对自由爱情的期盼,到对爱情结晶的倾心,深刻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婚恋观.从现有的民俗资料分析,与石塘隔海相望的台湾台南地区,也还保持着类似的习俗生活.它以文化"活化石"的形态,生动反映了两岸文化历史的血缘联系.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启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的民族志著作之一.它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在参与观察中理解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文化现象与人的行为的分析必须在整体的视野中完成:田野调查必须注重"勤、细、全、深"四个方面的环节;参与观察对象的选择必须是能够反映文化整体意义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