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丧礼的易服

古礼丧服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依据丧期和祭礼的变化多次"易服"。"易服"具体可以分为成服、变服、受服、除服四种情况。"成服"是依据丧制从平时的服装改变为丧服;"变服"、"受服"是成服之后,依据丧期和丧情的变化对丧服进行的改易;"除服"则是丧礼结束后,改回平时的服装。丧服制度中,"服以饰情"、"变而从宜"的思想通贯于整个丧礼易服过程中,同时也是儒家"制之礼义"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丧礼改革视野下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

北魏孝文帝的丧礼改革是汉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三年之丧,增加汉晋旧制,恢复古制中的三临之礼及为贵臣和藩国主举哀,还对迁洛之人和吏民为君、故主服丧等作出规定等等.丧礼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化的成果,使孝观念深入北魏的各个阶层,并促进了北魏社会性质的转变.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从中古时期招魂葬的废兴看儒家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东晋初年,朝廷就是否允许举行招魂葬展开激烈争论。禁止派认为人死之后,魂魄、形神各自分离,形魄闭置棺中,埋于地下,魂神入于宗庙,享受祭祀,不可混杂。支持派则从人情与民俗出发,认为招魂葬有助于孝子发哀情,而民间本有招魂续魄的习俗,礼俗结合,更合乎人情。由于与儒家丧礼原则相违背,招魂葬最终被朝廷下令禁止。但是,长期战乱造成的人口迁徙、客死他乡乃至尸骨无存、祭祀无所的社会现实,以及唐代归葬、合葬观念的普及,使得招魂葬这一形式仍有其现实意义,并在隋唐时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一废兴过程中,儒家经典既有坚守,又有调适,从而保持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从丧礼之“踊”看儒家礼仪的身心修炼

学界以往对儒家礼仪的研究,偏重于政治社会性的意义,但礼仪实践同时具有个人身心修炼的维度。在儒家礼仪中,丧礼承载了儒家“慎终追远”的理念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中的踊礼又最能体现丧礼“哀死亡”的性质,因而在礼仪的身心修炼中具有代表性。“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踊礼与丧礼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贯穿着儒家的基本观念,而其严格性与复杂性更能体现充满考验的“修炼”性质。丧礼中展现的儒家身体因被赋予了父母“遗体”的伦理性意涵,能够挺立为价值主体,因而不同于西方“修身”传统中身体的工具性意义,这一点构成了儒家礼仪修炼之为“身心修炼”而非“精神修炼”的本质性特征。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郑玄生平事迹考略

郑玄 ,北海高密人 ,公元 12 7年生。 18岁为乡小吏 ,后造太学受业 ,遍习今古文经学。 32岁西入关 ,拜在马融门下 ,七年后回归故里。遂遭党禁 ,闭门教学撰述 ,达 14年之久 ,这是他学术大成时期 ,《三礼注》即完成于此时。 5 8岁党禁解 ,凡征辟皆不应 ,仍潜心经术 ,却忧伤时事 ,时刻关注国家命运。 70岁写下著名的《戒子书》。 74岁病卒于元城。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改造 ,创立郑学 ,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郑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伟人 ,一位学术巨匠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