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

1627-1636年间,是朝鲜由明朝的附属国转变为后金(清)的附属国的关键性十年,这种转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充满了朝鲜欲脱离后金与后金反脱离的斗争,而且矛盾愈演愈烈,以战争为开端的半附属关系,最终又以战争使之完整化.在东北亚局势动荡时期,朝鲜如何处理外交事宜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取山海之议”考析

天聪六年起,后金之汉官提出一系列攻明的战略设想,要点之一是攻取山海关的计划,兹称“进取山海之议”。本文试就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讨论作一研究,对这些计划的军事意义,未被皇太极采纳之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探讨清入关前政治军事史的一些特点。天聪六年时,后金与明于宁锦一线对峙,此情势自天命间沈辽、广宁诸役以来已近十年。皇太极即位初对明取“议和”姿态,同时仍在用兵,制服朝鲜、破毛文龙,围击     

论明与后金的辽沈之战

三百六十年前,明朝与后金(一六三六年改为清)为争夺辽阳、沈阳而进行的一场鏖战,可称之为辽沈之战。这是继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又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对本地区和全中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一、战争起因和作战性质明朝与后金发生辽沈之战并不是偶然的。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满族先世)奴隶主贵族所以向明朝进攻,驱使本族人民为奴隶主贵族作战,是由女真社会发展所决定的。辽沈之战前几年,女真族基本上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     

萨尔浒战役后金参战兵力知多少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与明廷爆发了“萨尔浒之战”。治史者均认为后金参战人数为六万人,明军则在八至十万之间,因而后金是以少胜多(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朱绍候主编《中国古代史》、《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对后金参战人数,似可一辨。     

韩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几种看法

韩国人称朝鲜战争为“韩国战争”或“6·2 5战争”等。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韩国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 ,人们开始反省权威主义时代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下 ,韩国人对朝鲜战争也有了新的认识 :李承晚为了摆脱政治危机 ,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在南北关系上推行恐吓政策 ,在公开场合大肆鼓吹武力“北进统一” ,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暴行被披露后 ,在韩国引发了一场反美浪潮 ,现在韩国人的抗议重点转向《驻军地位协定》 ,驻韩美军的日子将会越来越不好过     

千山寺僧祖宁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年(天启四年)五月乙卯,毛文龙标下将官易承惠遣兵招谕辽东千山寺僧祖宁。祖宁率寺僧二百余人,真(?)(女真)一人,骡马二十余匹渡江。”按其时千山早属后金,祖宁以方外而响应抗敌号召,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正> 1626年(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承继皇位。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考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黄衣称朕,是女真各部统一进程、建州与明朝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后金的建立,有一个从始“定国政”至建元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定国政”。一五八三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数年间基本统一建州女真本部。努尔哈赤旋于一五八七年(万历十五年),在费阿拉筑城围栅,兴楼台衙署,建统治权力。《满洲实录》载:     

导言

冲突与战争,给政治共同体带来震荡,有时还会导致其瓦解,并引发和加剧社会的深刻变迁。某个冲突解决或暂时停止了,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常常受到各式各样的盗用和解释。在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国家及其居民中,人们编造出种种“战后叙事”(post-war narra-tives),以描述他们的社会内部正在进行的重建进程。在使用“冲突后”(post-conflict)这一概念时,我们没有理会此种意见:post这个限定词可以允许人们在战争逻辑与和平逻辑之间来回摆动或倾斜;我们也没有理会对“冲突后”和平之可靠性与持久性的臆测。我们认为,战争与和平时期并不是理所…     

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登载了张家哲同志《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一文。对范文程的评价不单是评价范文程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明清之际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民族关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值得探讨。兹对张文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范文程进入后金社会 张文认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后,便频繁地向其他民族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萨尔浒战役后努尔哈赤进行的战争,很明显已越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试析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源

日本从明治以来形成一条对外侵略的政策路线，这就是“大陆政策”，自１９ｌ０年吞并朝鲜以后，侵华一直是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深远影响，既推动日本武力侵华，形成远东战争策源地；也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法西斯化，这两者互为因果，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经济、政治背景。     

《辞海》正误一例

《辞海》(修订本)沃沮条云:“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败满孙右渠后,在沃沮国地置玄菟郡。”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有误。其一,“满孙右渠”应是“卫满之孙卫右渠”之意,《辞海》误将“满孙右渠”作为一人之名。卫满,燕人,西汉初乘燕王卢绾亡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奔朝鲜,被立为朝鲜王。事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     

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

中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要当事国之一 ,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通过朝鲜战争一扫“东亚病夫”的国际不良形象 ,恢复了大国地位和民族尊严。朝鲜战争既为新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 ,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天花与皇太极对明战争

皇太极在位时期(1627—1643)是后金对明战争的关键时期,所以双方战争更加频繁。然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天花的高发时期。后金派兵征明主要是在第一年冬季的九至第二年三月期间,而四月至八月期间皇太极一般不派军队征明。之所以这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满洲人害怕染上天花。天花疫情在是皇太极的对明战争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