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明中叶“争贡之役”透视

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国王源义植的两位大臣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和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分别派遣使臣到明朝朝贡,大内艺兴的使臣宗设先于细川高国的使臣瑞佐、宋素卿到达宁波。按明朝的规定,外国货物到后,市舶司阅货及宴坐,都以到的先后为顺序。宋素卿暗地贿赂宁波市舶司的太监赖恩,结果市舶司先阅瑞佐、宋素卿的货,宴请时又将他们安置在先到的宗设上坐。宗设愤愤不平,和瑞佐当场打了起来。赖恩偷偷帮助瑞佐、宋素卿,并给他们兵器,而宗设依仗人多,不仅捣毁宴请他们的嘉宾堂,并且洗劫宁波守军藏兵器的东库,烧毁瑞佐、宋素卿的船。宋素卿被赖恩等人藏了起来,瑞佐逃到绍兴。宗设追到绍兴,要绍兴守军将瑞佐交给他,遭到拒绝后便沿途一路杀掠。在西霍山杀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抓走指挥袁琎、百户刘恩;在小山捕杀百户胡源。最后逃到海上,据海顽固抵抗。巡按御使欧珠、镇守太监梁瑶把宋素卿逮捕归案,不久朝鲜国王派人把飘流到朝鲜的宗设党徒33人献给明朝。明政府根据他们与宋素卿的对质,查清了事实真相及他们所持符验的真伪。最后在嘉靖四年(1525年)把宋素卿处死,瑞佐放回日本,并命令日本放回被宗设抓走的明指挥袁琎及沿海被掠的老百姓,否则与日断绝通商。     

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与“靖难之役”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试论“知识”之定位问题

一、“知识”定位于“常识”和“精确知识”之间（一）“常识”定位常识之意义：人间社会流传的全部概念。社会上的一般态度和信仰。一般人的宇宙观。日常生活之习惯。头一次观察之见解。常识之特质：日常生活中随意使用的认识工具。无须深思,更没有反省习惯。其兴趣在目...     

试论柳词之“俗”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卷二十一载柳永撰《乐章集》九卷,同书载北宋其余名家诸集一卷左右。盖词为消遣娱乐之道,诸家用力皆不勤勉,惟《乐章集》煌煌九卷,是证柳永以作词为平生事业。然《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八）仍称“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残阙的原因,不可具知,但有一点可以窥见,即一方面“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以“其词格固不高”（《直斋书录解题》）,自始至终鄙弃之。细绎宋人评柳词之语,毁者多讥其“浅近卑俗”（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这…     

试论老子之“善”

作为一个概念,老子"善"是对利物不争、不分疏万物、超越形名制度等行为及其结果的价值判断。在具有伦理判断的名词"善"或"善者"中,老子明确界定"善"是像水一样利物不争的属性,具体包括治理者对敌对方的果而不强、不分化万物、超越形名等行为,此为老子"善"之首义。形容词"善"之工巧高明的含义表明了治理者利物不争、不与万物对峙、超越形名等行为的对象性特点,使主体获得难以用理性说明的幽玄神秘的境界,此为老子"善"之独特性。工巧高明的行为亦具有伦理价值判断意味,老子"善"的独特性相通于"善"之首义。"善"亦可作副词"善于"讲,修饰治理者利物不争的行为。"善"还可作动词,具有以之为善、推崇看重之意,围绕的仍是治理者不分化万物、利物不争之行为原则。"善"是对道或接近道之利物不争等行为及结果的价值判断,亦是对德之一即玄德的颂赞,体现了老子的价值观。     

李光久和牛庄之役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军队曾在辽东牛庄激战。事后,在清人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中,清军将领李光久被描写成一个五角式的人物: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二月初八日,李光久率部众五营和魏光焘六营回防牛庄,屯聚庄内,“方倭人之将至也,光久部下某以告,请速出队。光久吸鸦片烟未已,复待毕早餐,倭已入市。”清军仓促应战,遂至大败。这段记载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某些研究甲午     

中法山西之役始末

谈到中法战争,人们自然想起1883年12月中旬的山西之役,因为史学界一般将该役视为中法战争爆发的起点。然而,言及山西之役,人们却又知之甚少,因为中、越两国的参战者给后人留下的记载不多,致使今人无法探悉其中诸多情节。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中、越史料,记录的仅是参战一方的事,用这样的史料去研究双方进行的战争,其结果往往是片面的。因此,挖掘参战另一方——法国的史料,是将中法战争史研究引向纵深的当务之急。作为中法战争第一战的山西之役,亦应借助法方当时的记述,考之于中、越有关载籍,揭示这个重要战役的真面目。为此,笔者将有幸率先阅及法国海军部、外交部所存的中法战争历史档案与已公布的其他史料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写成本文。     

垂沙之役考

战国中期，群雄竞逐，诸国关系错综复杂，外交与军事方面的斗争波橘云诡，蔚为大观。这个时期，楚与秦、齐、韩、魏诸国的关系多成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垂沙之役就是当时相当典型的事件。关于垂沙之役，虽然专家间有所论，但不少问题还处于若明若暗之中，需要继续研究。本文试做探讨，以求引玉之效。一、里沙之役的基本情况垂沙之役是公元前301年楚与秦、韩、魏、齐间所进行的战争。垂沙之称见于搞子·议兵》篇，是篇谓楚人虽然兵器精良但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商君书·弱民》篇垂沙作垂涉；《史记讨L书》所载略同，亦是垂沙作垂…     

试论青海“花儿”风格之“野”

青海"花儿"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中甚为艳丽的奇葩,是河湟儿女至为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河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要使"花儿"继续保持其强健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必须保持其以"野"为最重要特征和以纯正、清新为显著特色的基本风格。     

雍氏之役考析

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各国关系错综复杂,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之役可以说是表现这种复杂关系的典型事件,当时几乎所有的诸侯大国以及一些小国都参与其中,术士们在列国间纵横捭阖,大小战役交错盘结。先后两次雍氏之役是战国中期,特别是齐宣王破燕以后列国外交与军事斗争的焦点,对于列国政治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雍氏之役的史载多有歧异,许多问题扑朔迷离,尚待进一步研究。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教。一、关于雍氏之役的基本史料的分析雍氏之役见于《史记》、《战国策》诸篇,古本《纪年》亦有所载。今试做初步分…     

黄陈之交与辛亥癸丑之役

黄兴和陈其美是"多年患难之交",辛亥之役前后,两人意见一致,交谊甚深;但至癸丑之役后,黄、陈政见发生严重分歧,感情几近破裂."宋案"以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反袁方略都是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的错误选择.癸丑之役是一种冒险主义行动,黄兴反对冒险主义,不应受到指责.陈其美总结和反思癸丑之役,完全赞同和全力支持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竭力推颂孙中山的权威主义,与黄兴的非权威主义尖锐对立,彼此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这是黄兴和陈其美这对"谊逾骨肉"的"患难之交"走向分裂的重要缘由.但黄、陈反袁目标一致,陈遇害后,黄诚挚地表示了对这位故友的伤悼怀念之情.     

试论宋代乡役的性质

乡役是宋代职役的组成部分,宋政府在农村设置里正、户长、乡书手掌驱催赋役;耆长、壮丁掌缉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人们称之为乡役.乡役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就其性质谈些自己的看法. 宋代职役(包括乡役)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宋代差役是国家劳役制的残余,     

从受“役”到“心斋”之“忘”——庄子论人如何存在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是有限的生命个体,势必要经历生老病死.但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能从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无限的意蕴.庄子就试图以"悟道"来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他肯定人有绝对自由的存在层面,批判了现实中受物役、功利役和观念役的无超越性的假我的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使有限固化.因此,庄子指出以"心斋"之"忘"追求"道"为路径,才能实现真正人的复归.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美之迷” 的症结

美的本质问题是任何美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也是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美的问题为什么难以掌握?其症结在什么地方?纵观美学界的论点,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美这一概念内容极其丰富,并且具有多义性、变化性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把所有与人的愉快、满意有关的事情同美联系在一起,吃一顿满意的饭菜叫美食,赞赏某人的崇高道德行为叫美德,或者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听一首好歌曲,也用美字加以赞叹。美的这种复杂性是同美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不开的。从词义学的角度讲,汉语中“美”字属象形字,它的函义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羊人曰美”,按这种理解,原始社会的人是把执掌祭祀的首领或舞人看作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羊大曰美”,把美的函义与人们的生理感官愉快相联系,同人们的物质功利相统一。在以后的发展中,美的函义更为复杂化;在此时此地为美的东西到彼时彼地不一定为美;过去没有审美意义的后来可以成为审美对象,例如,人类在狩猎时代并     

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试论庄子的“飘逸”之风

“飘逸”气弥漫于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各个主要人物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韵味。这种逸风又始终和中国古代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士人具有逸风,逸风又犹如一股真气环绕着士人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品格。纵观整个中国美学史,逸在每一个朝代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的“逸品”或“逸格”,既有其孕育和产生的源头,也有其发展、演变乃至衰落的进程。在其源头处,在老子身上、尤其是在庄子这里,飘逸之风得以充分体现和张扬。不论是就庄子本人还是就他的言论和著作、抑或是他的作品之写作风格而言,无不弥散着浓浓的飘逸之气。本文将主要阐释作为“逸”之源头的庄子的飘逸之风。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