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2021年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元年。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反垄断大案和要案,我国也出台了多个涉及反垄断执法和企业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法律文件,这说明该领域的竞争秩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反垄断的不断强化,数字经济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互联网平台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如何不影响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遏制互联网生态的扩张如何不影响经济效率?随着超大平台的产生,各类市场主体的竞合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资本壮大的利弊日益凸显。鉴于数字经济反垄断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在这个领域有必要相互借鉴与合作。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考量

选择合适的反垄断目标是对数字平台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欧盟与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元论”(专注于经济福利单一目标)和“多元论”(包括经济福利在内的多种目标)的分歧。本文从反垄断机构和数字平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应当以经济福利为主,其他目标应当诉诸尽可能少地扭曲竞争的其他政策工具。在国际数字平台博弈日益激烈、国内加强反垄断监管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我国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最优政策选项及其约束条件。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与路径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指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推进实体经济业务逻辑重构、组织形态变革、价值模式创新的过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形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双循环”发展框架,沿着“新型实体企业—数字生态—新型实体经济”的演化路径,在微观层面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在中观层面形成和完善数字生态,在宏观层面推动新型实体经济蓬勃发展,并经历“技术渗透—协同发展—深度融合—融活创新”四个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应夯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持研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大力度支持数字平台及其生态创新发展,探索建立融合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数字中国背景下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

基于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挖掘美、英、澳、新等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和实践策略,为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研究发现,建构政务人才数字素养测评指标、搭建数字素养教育系统、探索多方联动协作路径是世界主要国家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主要策略。借鉴国际经验,未来我国政府可采取梯次衔接、结构合理的政务人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建构指标体系、建设系统平台、促进多元协同,以助力提升我国全民数字素养,实现“数字中国”的伟大战略目标。     

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策略与路径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则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凭借“技术-经济-制度”的动态演进框架不断革新着世界经济体系,加速了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价值链分工和经贸规则建构。我国应从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及时应对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拓展与革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市场范畴和治理体系。面对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遭遇的技术性、结构性、制度性和风险性挑战,我国应围绕数字经济的国际演进规律与国内竞争优势,擢升数字价值链对开放型经济的驱动效能、推进数字市场对开放型经济的组织链接、加深数字经济规制与开放型经济的制度融通、增强数字治理对开放型经济的系统保障,构建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以数字型开放和要素流动性开放为支撑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此推动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更宽领域的双向开放、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更可持续的安全开放。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模式研究与应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已然成为当前深化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和核心引擎。然而,随着数据存在的采集难、存储难、共享难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各领域数据价值化体现的重要前提。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数字经济下数据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新路径。基于此,针对数据治理的问题和需求,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框架与模式并在疫情防控中进行应用,能够为数据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价值。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观察与国内思考

近年来,强化数字平台反垄断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这在美国和欧盟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数字平台发展带来的现实挑战促使各个法域共同选择在这个领域强化反垄断;另一方面,不同法域在平台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决定了各自的反垄断战略。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强化反垄断是必然的选择,而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战略,以实现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合理与适度。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担保规则研究

数据资产以数据的法律定位为前提,满足宏观及微观经济核算的实质要求,从而具备成为担保财产之可能。但数据资产担保难以为当前担保制度所涵盖,数据资产在内容范围、存在形式、流通及价值实现上具有特殊性,无法以转移现实控制或简单登记圆满实现担保的权利变动,并应在担保设立后以担保人及第三方企业的继续利用为原则。基于以上前提构建数据资产担保的具体规则：主体方面,企业与自然人均可为担保权人,但自然人不可为担保人,事业单位不可为担保权人但可慎重为担保人,机关法人既不可为担保权人也不可为担保人;客体方面,能够追溯匿名化路径与数据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能成为数据资产担保之客体;担保设立前应由数据交易所为数据资产提供价值评估报告,数据资产担保以在数据交易所登记平台登记时设立,以权利与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平台扩大登记公示范围,此“双重登记”中前者为“繁”,登记内容包括文字描述与代码描述,后者为“简”,仅以文字描述基本信息。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浅谈体验经济背景下的产品体验设计

体验设计是伴随体验经济而来的一种新的设计思想。它通过关注使用者的感官知觉、心理感受等方面,追求更佳的用户体验,努力为消费者营造美好的体验过程。通过对体验设计关注的五个方面（情感体验、感官体验、思维体验、行为体验、关联体验）的分析,阐述进行体验设计的方法。指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设计师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用户体验设计上,充分研究体验设计,力求创造最佳的用户体验。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一带一路”企业供应链合作生态系统研究

在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不仅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接轨,还要打造新的全球化“双循环”枢纽节点。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和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企业需要采用新的国际化理念,提升生态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国际与国内供应链的生态系统,保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可控,实现可持续发展。“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国际与国内双循环的枢纽机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创新制度化“共生”发展模式。研究企业生态位优化算法是分析“双循环”供应链合作生态系统有效性的方法,针对目前“一带一路”企业供应链合作存在的“孤岛”问题与不足,对企业生态位的重叠度和宽度进行算法优化。通过算法优化与验证,创新国际“双循环”供应链合作新模式,适应国际国内变化新形势,建设“一带一路”供应链的“双循环”生态系统,以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国际国内大循环产业的枢纽节点作用,提升“一带一路”我国产业生态位和企业生态位,从而推动我国“一带一路”产业“双循环”供应链合作生态系统的新发展,形成“一带一路”发展新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种基本路径,对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及劳动就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理论逻辑上看,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岗位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岗位的分化与转移速度加快。同时,数字经济激发了新的创业活力,并催生规模庞大的新业态,大幅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并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并重。一方面,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数据资源市场,激发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要强化数字新业态的社会保障兜底功能,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提高人力资本欠缺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持续稳步推进全体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增强反垄断罚款确定性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立法的模糊性造成执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如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的关系、罚款基数和裁量因素适用等不确定现象,严重影响我国反垄断法的威慑力。其他国家在增强反垄断罚款确定性时以反垄断指南为依托,以构建罚款制度为中心,明确了罚款基数和因素,制定了具体的罚款裁量方法,为我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国际经验。构建以罚款制度为中心,明确罚款基数概念和相关因素,并形成具体三步走的裁量方法是我国增加反垄断罚款威慑力的最佳手段。     

中国与欧盟市场经济地位谈判策略——基于重复博弈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等贸易摩擦事件的重要原因,而欧盟既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对中国提出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为此,利用重复博弈模型从动态视角对中国与欧盟市场经济地位谈判中双方谈判的可行性、谈判的模式以及双方的收益和策略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中欧之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谈判带给双边的收益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来说,越早得到欧盟的承认,收益越大;对欧盟来说,在一开始就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是其最优选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市场经济地位谈判的价值将减小,而欧盟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将上升。     

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正式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推 动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拟通过分析二者融合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推动当地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希望能够助推实体经济转型,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