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聚焦正规战役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保卫延安》与《红日》比较论

从截至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可被看作"十七年"期间关注并表现战争的"双璧"。两部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史诗性"书写,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对人性勘探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分伯仲。在特定年代,两部作品既收获了"不虞之誉",也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求全之毁"。论文结合两部作品的历史评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二者思想艺术成就上的"得"与"失"进行了论述。     

《茉莉的最后一日》的空间叙事

严歌苓的华人移民小说《茉莉的最后一日》借助交叉蒙太奇等空间叙事技巧,淡化时间、突出空间,建构起独特的空间叙事模式,揭示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美国各族裔之间冷漠疏离的社会关系.小说中的空间元素,如橡树林公园、郑大全居住的地下室和茉莉的生活空间等,具有重要的空间表征功能,表现人物的空间身份和生存心理,显示了作者在人文观照时的特别眼光和手段.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聊斋志异》“戏言”叙事的向度及其谐趣

《聊斋志异》诸篇中有50多篇通过"戏言"生发故事,这种叙事方式颇具特色,在此称之为"戏言"叙事。就叙事向度而言,"戏言"叙述既继承了传统小说写作的结撰方式,大致朝"戏言成祸"、"戏言呈祥"悲喜两极展开,又平地生波,一波三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叙事潜力,为我们呈现出了人生百态的两种终极归属,提供了两种叙事审美范式。"戏言成祸"故事对传统文化宗旨做了进一步宣扬:富有劝善惩恶功效;而"戏言呈祥"故事叙述方式虽不是蒲松龄原创,但他在应用中将这种叙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玩笑亦或是祥兆。这些展现悲喜向度的故事通过其独特的"戏言"叙事,在展现给我们许多审美谐趣、令人发笑的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令人深思。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盲目的欲望之流：《鼓书艺人》秀莲的“身体叙事”研究

《鼓书艺人》是一部老舍为数不多的、刻画女性主角形象的长篇小说力作。《鼓书艺人》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秀莲的性心理和性欲望,展现了一个旧艺人少女的苦闷、压抑与抗争的生命情感世界。秀莲渐渐从盲目的欲望之流冲撞中走向平静与成熟。小说结尾给予读者一种新的生活的期待,显现了老舍在1950年代生活观、女性观、爱情观等方面的审美心理嬗变。     

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

《狼图腾》在叙事方面的创造力首先表现为作者所采用的"嫁接性"叙事文体。小说主体叙事和"理性探掘"两部分相得益彰,其叙事理念在小说叙事主体部分通过"狼性性格"得以塑造,而在"理性探掘"部分以思辨的方式得以强化。诗和议论结合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寓理于情,在情理交融中完成作者对"狼图腾"精神的塑造和烘托,有助于作者引导和掌控读者对小说叙事理念的接纳。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出场与缺席间的困惑——论《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青春之歌》中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及长时间缺席,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形态及所表现出的叙事裂缝,这也揭示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写作时的矛盾及困惑:到底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还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反着写”的偏颇——《丰乳肥臀》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覆及其意味

与其他"新历史小说"的"补充"或"修正"不同,莫言的《丰乳肥臀》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覆。在价值观念方面,上官家女儿的政治选择与其阶级身份和政治信仰无关。人物的个人品德与其政治立场、占有财富多寡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正反角色对调。该作对"革命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军民鱼水情"、"抗日"、"土改"、"还乡团暴行"等经典场面,也予以颠覆。这种彻底"反着写"的做法导致了新的偏颇,易引起误解,也妨碍其成为传世经典。     

《建党伟业》 “辫子”意象之内蕴与叙事功能探析

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不少与辫子有关的情节与意象,这些情节与意象从1911年毛泽东理发延续到1920年辜鸿铭离开北大,贯通于《建党伟业》所叙历史。《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既是满清兴亡的标志,也是新旧体制与文化更替之象征。《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在材料取舍、线索拟建、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者们运用特定的影像技术,让“辫子”意象与其它类似的意象一起来实现既定的叙事目标。对这样的意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电影中的人物、事件与电影创作的原初意旨,也提醒观众对待传统与历史应有相对宽松与辩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