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

继宋代多次整理李白全集之后,明代编刻李白集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根据各种公私书目统计,明代编纂、评注、刊刻李白集及其选本约有六十种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李白诗编刻参与者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使得明代李白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所提高,其中有些版本多次增订与翻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

两宋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收藏的黄金时期。北宋初期，图书的编刻和收藏具有了较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两宋朝的图书编辑相当活跃，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四大类书。两宋朝的图书刻印形成官、私、坊刻三大系统，两宋朝的刻书业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两宋朝统治者将图书文献视为文治和教化的体现，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以馆阁藏书为主，辅之以各地方政府及州学、书院藏书。另外，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私人藏书更具特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之多，规模之大，收藏之丰，都堪称前世未有，后世楷模，在中国图书出版和收藏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李调元与江浙文人交游述论

李调元与江浙文坛联系紧密。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吴中七子之中的王昶和曹仁虎、京口探花王文治等均与李氏互有交游。其中,赵翼与李调元的情谊较深。从两人的交往中,可得见李调元对江浙文坛的关注,也可窥见李氏我虽生于蜀,吴越长在怀的一片吴越情结。     

李调元《逸孟子》论析

李调元是清代四川著名学者,其著作《逸孟子》一直未被学界所重视,此书的整理文献较少。经过对《续修四库全书》中《逸孟子》的整理,从作者、写作缘由、文章结构、文章内容等方面对《逸孟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借以发现其文学价值。运用对比的方法,将《逸孟子》中的文段与《孟子》一书中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对《逸孟子》的文本进行概述,并肯定了《孟母传》一章的文学价值。通过对《逸孟子》与《孟子外书》的关系分析,阐明了《逸孟子》在孟子逸文研究方面的意义。     

李调元集外书札考释

《东华笔话集》辑录了清代文人李调元的三篇轶文,其内容涉及李调元与朝鲜文人交流时的积极心态和他贬官后的生活境遇与情感发泄方式,以及他个人著作的流传与出版情况。     

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伴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传统文献学尽管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其与相关子学科均面临着深刻的冲击与挑战。古籍数字化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对学科建设、专业教师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传统目录学趋于式微,消弱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传统索引、引得编纂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数字目录学的要求;使电子校勘被充分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校勘程序;使版本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化,版本鉴定手段趋于现代化,并促使数字版本学诞生。在这种状况下,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     

《花草稡编》版本述略

《花草稡编》是明代著名学者陈耀文所编选的一部大型通代词选,是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词总集,在词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以及词学研究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价值。《花草稡编》的版本并不复杂,但是关于其版本源流问题,至今仍存在一些疑点。本文试对其进行考辨与梳理,并具体介绍各个版本的得失情况。     

《花草碎编》版本述略

《花草粹编》是明代著名学者陈耀文所编选的一部大型通代词选，是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词总集，在词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以及词学研究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价值。《花草稗编》的版本并不复杂，但是关于其版本源流问题，至今仍存在一些疑点。本文试对其进行考辨与梳理，并具体介绍各个版本的得失情况。     

《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

一般认为《太平广记》编成后并没有及时刊印,但实际上它已通过其他渠道传播出来了。晁迥是我们所知最早看过此书的学者。从晁迥到苏轼,再到洪适、周必大等,再到罗烨以及“幼习《太平广记》”的说话艺人,他们都看过《太平广记》,但他们所看之《太平广记》可能有不同的版本。至于宋初《太平广记》编而未刊,虽然史书记载说是因为“言者谓非后学所急”,但笔者以为,可能另有隐情。《太平广记》编刻事件本身对于宋代小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小说观念内涵。《太平广记》里单设“杂传记”一目以置唐传奇,也已显示了小说观念的一大进步。     

汉文古籍中的黎族文身史料分析

黎族文身源远流长,从远古一直延续到当代,对黎族文身的记载亦不绝于史。论题梳理了从先秦到清代各个重要时期的汉文古籍中记载黎族文身的相关史料,并加以分析探讨和归纳总结。     

民族古籍与民族古籍学

中国的民族古文字创制于不同时期,记录了大量的史实,还有不少用汉字写作的文献,它们都是古代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整理与研究民族古籍,其文化财富才会有现实意义,民族古籍学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创立。     

论古籍编撰活动中的编辑思想

古籍四部编撰的内容和形式都蕴含了大量的编辑思想。经部列为四部之首,与其说是统领作用的原因,不如说是对它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认定,传承经学、弘扬儒家的思想十分鲜明。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撰史,史书编撰体裁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历代政治制度类史籍的编写方法都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子部类目在各古籍分类法中的位置上下动荡,或紧跟经部,或在史部之后,反映出各朝代及目录编辑者对子部书籍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态度。历代文编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文籍之内容、文编篇章之选择和对笔记小说的充分肯定等方面。图书形制、不同载体材料以及插图等也都成为表达编辑思想的重要方法。     

明代以前的古籍校勘述略

本文论述了明代以前古籍校勘的沿革状况,总结了从先秦至明以前历代校勘的成就和特色。     

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刍议

古籍只有在利用中才能实现其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是"一刀两面"的关系,本文在充分分析影响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配备专门古籍书库、古籍再造以及古籍数字化等举措,促进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得良性互动。     

安徽省馆藏古籍数字化工作探析

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进行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是古籍整理的发展方向。文章在对安徽馆藏古籍数字化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古籍数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简说李觏

李觏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注重平民教育。他想要改革北宋的朝政，因为他未得机会进入仕途，所以无法实行自己的改革主张。胡适说李觏是王安石思想先驱，理由不充分。说曾巩是李觏的学生也无史料依据。关于李觏对孟子的非议，却反映了李觏对孟子的特殊看法。     

浅论古人以抄本书保存、补正、流传珍贵典籍的功绩

古人默默抄书功不可没。抄本书可保存和流传珍贵典籍 ,补正缺失 ,尤其是精善抄本 ,价值更高 ,倍受学人珍爱     

古籍标点注释辨误四则

辩证先秦古籍标点、注释四误:(1)陈鼓应先生注《庄子.人间世》"栎社树"曰:"以栎树为神社",误。社乃土神,古无祀树以为社神之礼。(2)郭彧先生标点《易.系辞传上》讲《乾卦》上九爻辞一段话为:"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错。此系不了解《易》六位之义而致。(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二年:"宋祖帝乙,郑祖历王,犹上祖也"为"宋以帝乙为祖,郑以厉王为祖",误。帝乙、厉王为宋、郑祖之所出之王,而非二国之祖。(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拔旆投衡"引黄承吉说云"拔去旆,又拔去衡",错。衡乃古代战争重要构件,是不能拔去的。     

蒙古民族优秀文化典籍总汇-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一书具有完善的结构体例、标准的编目技术、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部具有国家书目性质的大型蒙古文书目工具书.其书的编制始于1985年,由十个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并由该单位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经过十四年的努力,于1999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率先高质量地完成了我国民族古籍"摸清家底、编制目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