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及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拓展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则是能源转型的关键。补贴“退坡”大背景下,如何优化相关激励政策以保持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在传统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碳减排收益、融资成本等技术经济和政策变量开发出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CLCOE)模型,从而对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的效果进行基于政策情景的分析评估。应用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对四类风力资源区和三类太阳能资源区14个项目的经济性和碳排放进行评估,研究了补贴“退坡”、碳市场、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对风电和光伏发电全生命周期发电成本的影响,基于此评价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短期来看补贴“退坡”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经济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而碳市场和绿色金融政策则可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并改善其经济效益,促进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从长期来看,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应聚焦于推动技术进步并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     

中国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因素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为探究工业行业碳强度变化的成因,基于Kaya恒等式的碳强度分解,以碳强度表示产出,以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为投入要素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各要素的碳强度产出弹性反映各要素对碳强度的贡献;并运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碳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抑制了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增长,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拉动了碳强度的增长,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对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影响显著,因此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关键在于减少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能源消费量、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起直接抑制作用;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起直接抑制作用。可见,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路径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初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成本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明显较高,发展可再生能源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基于世界能源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全人类的环境责任,中国要承担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环境代价,要占领全球低碳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可再生能源给予资金支持。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中,政府不是唯一的资金资助主体,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途径。政府应通过多方政策引导,实现资金筹集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更多的投资、融资渠道。市场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参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用小波系数估计图像边缘方向的相干增强扩散图像降噪算法

在分析相干增强扩散方法和小波阈值收缩方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干增强扩散在小波分析意义下的解释,同时解释了相干增强扩散方法与小波阈值收缩方法在图像性质上的等价性。针对相干增强扩散计算扩散矩阵较慢的缺点,提出了一种用小波系数估计图像边缘方向的相干增强扩散图像降噪算法。仿真试验结果表明,该扩散算子可以很好地定位图像边缘,较好地运用了小波的时频分析功能。     

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研究进展综述

节能减排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能源与碳强度成为度量节能减排绩效的重要指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生产端强度控制的基础上，如何从根源上在消费端降低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消费端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综述，结果发现：（1）主要呈现出国家层面研究为主、全球层面研究显著增加、省市层面研究开始出现的特征，且国家或省市层面主要聚焦于中国；（2）相比完全隐含能源强度，现有文献更为关注完全隐含碳强度；（3）研究由不区分终端消费向细分各终端消费发展，隐含在出口中的完全隐含碳强度受到了重点讨论；（4）部分研究侧重于局部，比如深度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经济部门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在生产网络中传输的关键层级；（5）进行完全隐含碳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模型，从时间轴和空间轴展开剖析。现有研究框架未来可以扩展到能源环境相关领域的其他指标。     

安徽绿色经济效率的BCC-DEA有效性评价研究

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安徽作为能源消费大省,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影响了安徽的经济发展效率.在生产函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加入碳消费量这一投入指标、构建BCC-DEA模型对安徽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有效性评价.实证结果表明,DEA有效性呈规律波动,整体有效性较高,部分年度较低.深究其原因,2008-2010年间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DEA有效性造成了较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完善环境污染问责制等.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区域碳锁定的判定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通过建立包括陆地、湿地和海洋的碳承载力、碳超载率的计算模型，采用供需平衡法建立了区域碳锁定时间和趋势的判定模型。以有着“植物王国”和“基因宝库”之称以及水电资源相对丰富的云南省为例，对该省的碳锁定时间、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省自2002年后开始出现了碳锁定现象且趋势越来越严重，若不进行强有力的外界干扰，这种趋势将一直延续下去。结合即使“十一·五”低碳目标的完成也没能减轻云南省碳锁定加剧的趋势，提出把减轻碳超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升碳承载力纳入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管理。     

“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战略推进的路径选择

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作为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路径,地方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时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缺失在其具体推进中带来了诸多如与能源消费战略内涵背离、对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的判断产生误读、“抑制”行为的损害和效益难以平衡等负面效应。通过从目的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3个方面对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进行阐明,明确能源消费战略的推进应当以“双碳”目标实现为目的、采取损害相对较小的规制手段以及所采取的规制手段需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进而为完善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提供了路径选择：其一,应当贯彻“减碳”导向;其二,应当将抑制煤炭不合理能源消费作为重点规制对象;其三,保证规制手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中国碳排放、贸易、能源与 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我国1981~2009年碳排放、对外贸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源消费和对外贸易正向影响碳排放,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起初的影响为正,后期影响为负,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能源消费对碳排放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最小。关键词：对外贸易;VAR模型;碳排放;脉冲响应     

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低碳经济——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越来越多的关注放在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上,节能减排也越来越为世界所关心。除了本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也有义务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承担责任。运用山东省从1985到2009年GDP、FDI、CO2排放量的数据,基于VAR模型,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有效地将山东省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山东省需强调外商直接投资与低碳经济的关系,以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FDI与碳排放: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碳排放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的规模效应、规制效应均为正向影响,技术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结构效应不明显,总效应为正。据此,建议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争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平衡发展。     

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后发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其经济迅速发展,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利用山东省17地级市的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建企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变量,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和单位工业产值电耗控制变量,构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各变量对山东省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影响,并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建企业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为负,“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山东省并不成立。而其他控制变量对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有一定差异,且对山东省东西部影响也有区域差异。从东西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排放的影响看,"污染避难所假说"在西部地区成立,在东部地区不成立,且存在"污染光环"效应。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绿色经济”视角下汽车消费税的政策效应

汽车消费税是降低汽车工业能源消耗和交通污染排放的重要手段。在汽车消费税"绿色政策"效应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和断点回归模型对1994-2014年中国汽车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受"价格效应"的影响,汽车消费税抑制了汽车生产及使用环节的CO2排放量,并且促进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反弹效应" "市场效应" "生产效应""替换效应"和"持续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导致政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效应。此外,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小排量汽车销售量的同时降低了大排量汽车的销售量,但是对3.0~4.0升（含4.0升）以及4.0升以上排量汽车的销售量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完善汽车税收制度的改革建议,以期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开放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区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 于降低国内的碳排放量,而出口贸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内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开放经济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显著,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主 导产业相关,另外行业特性也决定了碳排放量的高低。因此,政府应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监督企业遵 照执行,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还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高排放类行业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促 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排放。     

珠三角FDI与碳排放相关性测评——基于区域发展时滞与产业结构演变视角的分析

珠三角FDI依赖程度与碳排放总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深入研究二者关系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与加快节能减排进程。通过区域发展时滞视角,运用协整EG两步法、误差修正模型以及灰色关联度方法,发现珠三角经济对于FDI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FDI方向发生积极转变,但外资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加强;FDI投入与能源消费结构向第三产业偏移,说明第三产业在外资利用方式与内容上较为粗放;第三产业对FDI的吸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趋势,但其发展方式、内容与外资引进结构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耗能产业碳排放量与FDI相关性随经济发展出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较为粗放。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碳效应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通过各类服务业的主要能源消耗量估算了1990～2016年中国各服务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各服务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价格指标法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状况进行具体测算,以服务业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规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低水平的贸易开放无助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各服务行业的贸易开放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贸易自由化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大,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次之。因此,要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结构,控制不同行业的贸易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并提高各服务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