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弘时期(1465-1505)走私活动与沿海豪势及权贵——兼论15世纪下半叶东亚海洋贸易体系

明初自实行"海禁"政策后,海上走私活动一直零星存在,但到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则开始活跃.与以前主要为沿海卫所军卒不同,这时期形成了由普通商民、海防军官、沿海豪势、册封使节、权贵人物等多种势力参预走私贸易的复杂局面.虽然明政府通过增补新的条例打击走私,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被有所扼制,但闽粤沿海豪势和权贵势力的走私活动却在抬头,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与权贵利用出使占城机会前往满剌加贸易不同,闽粤走私商人则多与来广东朝贡的番商交易,由此形成内商走私贸易与外商朝贡贸易相互依存的局面.而成弘时期闽粤商民的走私贸易,也重塑了中国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经商潮的社会背景

十六、十七世纪明中后期“经商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基础，人地矛盾的尖锐，繁重的赋役，社会意识的变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明中叶浙东海上私人贸易及其影响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与日本、中国海盗勾结,盘踞双屿港进行海上走私贸易长达20余年。文章通过对双屿港海上私人贸易兴衰的论述,就明中叶浙东沿海“倭寇”的组成,以及海上走私贸易对明海外政策的影响,作了简约的分析。     

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

倭寇侵扰始终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一直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倭寇猖獗、为患酷烈的时期。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基本成员乃至首领都是中国人,真倭即日本人极少,又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由此推论出:嘉靖“倭患”是由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工作者。     

明初舟山群岛废县徙民及其影响

元末明初，舟山群岛是方国珍及其余部反元抗明的最主要根据地。朱元璋为防止他们与内陆的反明势力联合，以防止“倭寇”为名，在舟山实行迁卫、废县、徙民措施，接着在全国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的废县徙民不仅造成舟山的渔农业长期荒芜、交通停顿、文教中断，而且引发海上武装走私猖摄，并导致所谓嘉靖年间长达几十年的“倭患”和“平倭战争”，使舟山及东南沿海的经济遭到更大的摧残。     

清朝前期英国与舟山的贸易往来

明朝末年,英国威得尔船队想发展在中国沿海的贸易,舟山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遭到了明政府的强烈抵制。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开海禁,随着定海关、“红毛馆”的设立,舟山重新成为英国人的目标,他们在舟山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建立管理会进行贸易。由于清朝政府严厉控制对外贸易,尤其是乾隆中期的闭关,使英国人扩大在舟山贸易的图谋遭到遏制。     

南宋时期宋金走私贸易及其政府管控

宋金走私贸易长达百年之久,南宋政府加以管控并形成严密完备的缉私制度。走私贸易是宋金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宋初兴起,绍兴和议后趋于泛滥。宋金以茶盐为主的商品具有需求互补性并形成依赖,以及金朝对特殊物资的需求,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满足,走私贸易因此兴起并持续,影响南宋官课收入和政治稳定。南宋政府为此实施官民联防、告赏、边境地带分级管控、惩罚缉私不力官员进行管控。尽管未彻底阻断走私贸易,但南宋形成的缉私制度对走私贸易起到抑制作用,有利于官课收入和政治稳定,对保障南宋经济发展及维护国家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

明初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 ,轮番采取“通”与“禁”的政策 ,使宁波海外贸易曲折发展。明中叶以后 ,政府又实施“海禁”、“限制私人贸易”的政策 ,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权力 ,放纵私人贸易 ,甚至出现与商人权钱交易的现象 ,从而使民间贸易快速发展。     

"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明代万历后期通番案述论

万历后期的违禁通番贸易,较之嘉靖后期更盛。出海地点自南至北,由福建转向浙江,人员构成由福建为主转向江浙为主。地方各级官府对于通番性质的认定也有所不同。通番之所以屡禁不止,最根本的是因为走私日本利润丰厚,也在于较之合法的“东西洋”贸易利润要高得多,与海防主管部门、税监官员以及巡缉兵丁的劣行也均有关系,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尽合理,疏于防范,也是要因。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

作为专通日本的惟一港口,再加上拥有比较发达的江浙皖地区作为经济腹地,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文章着重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的这一重要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指出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嘉靖"大倭乱".     

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

1791～1792年广州口岸的毛皮禁运事件不是由单纯的商务纠纷所引发的,它涉及到了中俄间的政治冲突。广州与恰克图两个口岸相隔万里,却互相牵连。由清廷、地方官员及外国商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夷务管理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外贸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政治所制约的。清朝的夷务管理政策已逐渐与实际的需要脱节。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陈稜信仰与宋元浙东地区的琉球认知

陈稜是隋朝将领,隋大业年间曾跨海远征琉球国。唐代后期开始,陈稜因远征琉球、威震海上的英勇事迹被舟山群岛的海民尊为海上保护神。宋元时期,陈稜远征琉球国曾途经岱山的历史认知逐渐在浙东地区形成,浙东士民也多将琉球国的位置确定为与舟山群岛相对的海上。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影响,陈稜信仰随着舟山海民一起内迁,内迁后的陈稜形象逐渐超出海上保护神的范围。清朝以后,随着海民回迁舟山群岛,陈稜信仰也逐渐在舟山群岛复兴,一直流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