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大变局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实现全球网络空间良法善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必要性,作为中国为实现网络空间繁荣而提出的智慧方案,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已有的855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了该理念的核心概念、生成逻辑,剖析了其现实阻碍和实践路径,并探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未来在建设路径、信息技术影响、国际共识等方面需要深化的研究方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理论依据和比较优势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应有之义,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倡议携手世界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时代价值,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和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即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保障、以5G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新时代以来网民素质普遍提高和中国方案的科学合理性。     

后“棱镜门”时代的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批判

“棱镜门”事件导致网络共同体的“真实界”被放大,在网络共同体内重塑异质性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网络共同体的结构、交往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在后“棱镜门”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网络共同体中的交往关系研究具有促进结构扁平化、推崇市场规范、强调多元治理等发展趋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难以重塑真诚、真实、正当的交往行动,其“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隐含着“物对人的统治”的内在逻辑,受到扭曲和异化的交往关系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主体之间能够就如何实现共同体内最广泛的公共性展开道德商谈,重新确立集体对于个体的先在性,倡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这一命运共同体试图在现实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与政治共识上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也是对当前网络共同体交往关系所进行的结构性反思。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向度——基于元宇宙赋能的审思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元宇宙具有虚实融合、多域联通、沉浸开放的特点。现阶段,元宇宙赋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既可能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速度,也可能导致传统网络形势严峻并带来新型网络问题。基于此,应发挥元宇宙赋能的积极作用,从主体、规则、技术、价值四个维度形成新的方案,从而促进元宇宙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正面互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中国的外交思维:倡导“命运共同体”建设

"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这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谋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结果。"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在实践层面,中国一直在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践行着"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向着"负责任大国"的方向迈进。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承认差异,兼容并蓄,尊重多元化,是构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正义应以国家主权、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利的保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认清“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救生艇伦理”“地球全体主义”“国际正义”等全球正义理论模式的困境,探求全球正义的实际行动指明了方向。为此,需大力倡导和提升平等生存权利的意识和观念,凝聚正义共识;大力倡导和宣扬国家间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意识,强化国家主体正义观念;大力倡导和宣扬包容性发展理念,拓展全球正义内涵;坚持求同存异,互通有无,体现全球正义的根本要求;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抓住全球正义的核心和关键。     

从风险社会到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人造风险放大、复合风险交织、全球风险传递昭示着我国正在迈入全球风险社会中。同时,制度性风险增多、“有组织不负责任”显现和成熟风险文化的缺失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命运共同体”倡导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其囊括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多元治理观,为我国风险治理注入新的价值视角和丰富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道义的光辉典范,蕴含着深厚的创新意蕴。在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话语上树立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新典范,讲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在实践上开拓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主张推进治理理念共识、拓展多边合作机制、强化全球治理制度保障;在伦理上彰显了国际道义力量的新优势,具有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贯通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视野和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大情怀。深刻领会这些创新意蕴,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     

全球意识形态大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自由主义走衰,社会主义温和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反建制倾向的右翼保守主义升温。21世纪意识形态政治呈现出的转变由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而成,包括工人阶级放弃革命,使得"告别革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理念;中产阶级遭遇"集体下沉",焦虑与挫折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震荡的源头;而原本处于政治生活边缘位置的新兴群体则在极力反精英、反主流的同时,持续释放来自草根层、非主流和建制外的强烈不满情绪。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南。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直面诸多挑战,真正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命运

鲁迅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和易卜生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下对女性解放及其命运的不同理解。娜拉的反抗被鲁迅从社会整体性去理解,显得尤其弱小与无奈。鲁迅更强调社会整体改变是女性解放和出路的基本前提保障,因此判给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易卜生从西方个性文化的角度强调个体觉悟与反抗的重要性。二位作家的不同选择看似纯主观的活动,但更具有内在的文化必然性。     

试析人类交往实践的新形态:网络交往实践

网络交往实践是多极的网络主体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以无限量的数字符号为中介,进行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型的、高级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因为网络全球一体化、即时化、互动性等特点,使人类的交往内容、交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交往实践由主—客单向交往转向主—客—主交互性交往,大大地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导致社会交往的速度和效益空前提高,推动人类真正进入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为实现人类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交往的目标迈出了质的一大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一种可能的交往范式:赛博空间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是一种具有客观交往规则的关系结构,交往规则内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虚拟实存”的赛博空间改变了“实际实存”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它不但重现并重构了熟人关系,而且密切了陌生人之间的联结 源于网络社交的赛博空间伦理秩序由此萌生,它凸显交往自由的价值,高扬人的主体性,已渗透和影响到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一切具体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