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剥离出来,接受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必然带来身份变动和身份系统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困境。本文结合转型时期农民工身份变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构建农民工认同框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模型,剖析农民工认同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内在特征,引导农民工提升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多个城市的实证调查

本文在对多个新生代创业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创业模式、创业资源获得、创业绩效、创业环境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描述,并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认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增加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扶持是目前政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内容.     

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职业的转化、身份的转变,还是其价值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保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国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新动向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借鉴

通过分析国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动向,了解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研究重点、内容、技术方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情况等。通过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和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有关观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对策措施。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现状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代际更替中已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较之父辈,他们身上消减了对农村土地的依恋情结,增强了对流入城市社会的决心和憧憬。然而,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这使得“新市民梦想”与“城市融入”的实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政府及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并需共同解决的严肃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与融入城市路径研究——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调查分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由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的问题令人堪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     

从被动到自觉: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环境与同化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适应流入地的语言生态环境,改变原有的语言习惯和交流方式,在语言态度、语言情感、语言评价、语言使用等方面实现从被动接受到自觉运用的积极转变。本文以社会语言学为视角,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语言同化为内容,社会调查为依据,分析农民工的语言生态环境和演变进程,提出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主要方法和发展路径,为增强农民工城市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加快社会融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研究

个人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资本框架集合,综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提升该群体的个人资本水平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联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这个机制包括物质资本提升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提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