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传播东方文明的远航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至15世纪,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不约而同都表出现了对大洋彼岸的极大兴趣,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远洋探险航行。这两方面的航海探索,表现出了不同的运势、不同的结果。西方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从此欧洲打破了中世纪孤立发展的黑暗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然而东方郑和远航后,明、清政府实行"海禁"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由强盛转向衰落,国家运势由兴盛转向衰败。东、西方国力此消彼长,中国从此比西方贫穷落后,终至形成国力的巨大反差。今天,我们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时候,正好是处在运势循环转变的关键时段。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中,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海上航行业绩,为世界航海史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所以,开拓海洋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和当今中国和平崛起、走向强盛不可缺少的支撑。     

郑和下西洋的“组群结构”及其当代意义

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组群结构”的力量,成功地实现了向海洋进军的壮举。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动用远洋船舶100余艘(最多的一次达208艘),随行者总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少则20个左右,多则40余个;航程“十万余里”。可见七下西洋中的每一次,都是一个宠大的航海系统。而整个下西洋伟业,无疑更是一个庞大     

郑和下“西洋”时间地点考论

郑和下"西洋"先后七次,出发时间都选择在下半年,而返回时间都在为上半年,这是根据中国季风气候冬季多北风,夏季多东风的特点来安排的;船队在印度洋航行也是运用印度洋不同时间刮东北季风与西南季风的特点来运作的;郑和下"西洋"把福州长乐五虎门(太平港)作为自己远洋航行基地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是船舶的建造与维修基地;是船员队伍的重要来源地;是远洋队伍淡水及粮食物质的补给地;是海神妈祖朝拜的重要地。     

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     

论中国古代航海文化底蕴——以郑和下西洋的泉州元素为视点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一次规模大影响广的海上交通活动,本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郑和下西洋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虽然被世界各国视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盛举,但是不论其影响多大,似乎都难以改变中国是＂内陆文明国家＂的观点。从泉州海外交通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来论述中国古代航海背景与能力,关注的不在于郑和下西洋本身,而在于说明它是在中国古代深厚的航海文化底蕴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浙江现象"解读

"浙江现象"是由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制度创新、"浙江精神"所共同展现的一幅全方位图景;"浙江现象"的生成,赖于区位、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初始资本的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的交互作用.内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展现和生成的各个方面,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浙江现象"并非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不对应形成的"错位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区位"为共有解的"区位现象".浙江的特殊性在于其独有的展现和成因;发展条件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可能会影响"浙江现象"的持续辉煌而须亟谋良策.     

郑和与十五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

当今世界需要文明的对话与文明的交流.十五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明王朝之命,以和平的方式,向广大时处落后的亚非国家和地区传播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一些亚非国家的文化精华,对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洋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是多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本文主要从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先进生产力的传播,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珍奇动植物的引进等方面作简要叙述.郑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远航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社会进步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丰富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与交流,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浙江经济:比较优势和"走出去"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浙江经济开始面临对外投资和外向发展的问题,即实施所谓的"走出去"战略的问题.浙江省的要素结构是以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为特征的,但是从世界范围动态配置资源的视角分析,浙江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终点站,浙江既有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比较优势,也有向外投资,利用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更为低成本劳动力的空间.浙江省的资源优势是企业家资源的相对丰盈,这是浙江取得良好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外向发展的有利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家资源的溢出和经营资源的转移.充分利用浙江经济的比较优势,准确地把握"走出去"的目标和模式,是浙江经济和浙江企业成功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     

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

"浙江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典范,浙江的强县发展又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浙江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地方政府创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浙江县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先发优势和制度落差,从而形成一批"强县".浙江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的互强互动格局表明,地方政府创新推动了强县发展,而强县发展又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创新,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促成了浙江县域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     

宪法公法属性探析

在现代社会,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宪法是否还是公法却有诸多疑问。从其他大陆法系和地区的现行立法和理论来看,宪法仍然具有公法属性。从美国宪法的发展来看,其宪法只规范国家行为,具有实质上的公法属性。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宪法具有公法属性。     

《荒原》与《情人》的融通

<荒原>和<情人>是20世纪享誉文坛的著作,二者虽然在体截上有所区别,但在主题、雌化处理、身体叙述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无声的呐喊:《潜鸟》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发表于七十年代的《潜鸟》,通过对梅蒂斯女孩儿皮盖蒂的边缘生存状态的叙写,揭露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白人主流文化对土著文化的渗透和侵蚀,白人社会对土著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土著民族内部女性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的后殖民主义女性观。     

关于电磁介质表面受力的再讨论

本文指出了电磁介质受力中的一种错误,并给出了各向同性电磁介质表面所受的电磁力和合力的普遍关系式。     

用毛细管柱气相色谱仪测定氯乙醇含量方法的探讨

采用了毛细管柱SE-54柱,气相色普法测定氯乙醇的含量。面积归一法测定氯乙醇相对含量,标准偏差为0.33,回收率为98.6%～99.8%。为氯乙醇中控及产品检测提供了一种简捷可靠的分析方法。     

税费改革带来的难题解析

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问题是:乡村负债难以消化,″普九″发展受阻,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转困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暴露了农业税制度缺陷。对策是:限期解决乡村负债,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度,撤消乡政府层次,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利益矛盾,提高基层干部领导经济的水平,实现农民减负增收、教育发展和基层政权等公共产品的正常运转。     

体育院校师资资源开发与优化

师资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但体育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诸多先天性不足,师资资源的开发和优化势在必行.体育院校师资资源的开发和优化主要包括校内师资资源和校外师资资源,内容包括专业素质的提升和师资结构的调整,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结构合理、专业水平过硬、运动技能精湛、具有良好的体育经营和教学管理能力的师资资源队伍.     

冠状病毒概述

冠状病毒(CoV)宿主范围广泛,具有高度变异性,对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直是难点。本文描述了冠状病毒的基本生物学特性以及引起的SARS、禽流感的冠状病毒特点,希望能为进一步这一病毒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儒林外史》中的女性群像

相比于〈儒林外史〉中的男性,学界对其中女性的研究和关注远远不够.以〈儒林外史〉中的所有女性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五种类型：贤良节烈型、泼辣刻薄型、贪婪粗俗型、弱小无助型以及勇敢抗争型.这些女性与其周围的男性在道德品性上基本是相照应的,她们的存在更进一步衬托了相关男性的高风亮节或低俗卑劣.但无论是哪类女性,她们都只是附属于男性的次要群体,没有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也鲜有自己的个性需求和欲望.     

文艺复兴运动与教会

文艺复兴运动是以反对教会神本思想的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然而,文艺复兴运动却与教会共同发展。教会的腐败和权力的削弱导致教会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寻找新的理论思想才能继续生存,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满足了教会的条件,因此,教会与文艺复兴运动便得以相互利用和共同发展,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教会的理论超越性与行为世俗性的矛盾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新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