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     

浅析大历山水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我国的诗歌发展到盛唐之后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历诗歌,是诗歌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是联结盛唐和中晚唐诗歌的重要纽带。活跃在大历诗坛上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诗人:其一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体的一部分诗人。主要有钱起、卢纶、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炜、夏侯审、李端、郎士元、吉中孚、畅当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二是江南吴越地区的如刘长卿、李嘉祐、严羽、朱放、秦系、张继等。其三是韦应物、顾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在东汉建都洛阳后确立了这个区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虽然在两晋之际一度衰落 ,但是那些南渡、北避、西逃的文士们 ,成为此后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 ,为南北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论地域因素对唐诗的影响——以湖湘文学为例

分析湖湘地区的唐诗中所带的区域色彩及其来源,从而探究地域对诗歌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自然风光、神话传说、历史沉淀、诗人经历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风光是激发诗兴的源动力,神话和历史则是文化环境的底色,而人的活动在地域文化和文学中仍然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新诗流变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理论视角与运用

大西南诗人的活动,成为新时期中国大陆新诗流变的先兆,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最真实的缩影.这个史实显示大西南的区域文化具有某种特别的影响本地区诗人的文化动力.<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有关区域文化性格理论视角的合理选择及其成功运用,对新时期中国新诗流变区域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成为这本专著最让人珍视的学术收获.     

新诗流变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理论视角与运用

大西南诗人的活动,成为新时期中国大陆新诗流变的先兆,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最真实的缩影.这个史实显示大西南的区域文化具有某种特别的影响本地区诗人的文化动力.<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有关区域文化性格理论视角的合理选择及其成功运用,对新时期中国新诗流变区域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成为这本专著最让人珍视的学术收获.     

北朝诗的独立品格与价值

北朝诗歌有自己的源流和生成系统。北朝诗人在传统诗观的导引下,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已确立了自己地域的诗歌创作观念和文学思想,对南北不同地域诗歌风气之差异具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客观地认知南诗,对南诗在技术上的优势比较认同,而对南诗绮丽、细腻的风格并不认同。这样,他们虽学南诗,但仍保留了自己固有的发展道路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