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法学派宪政思想初探

作为中世纪著名的教会法学派是由一群共同信仰上帝的教会法学家所组成的。教会法学派对现代民主宪政和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力,这从教会法学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教会法学派宪政思想内涵、教会法学派宪政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中得到了体现。     

论斯多葛学派平等思想

希腊化时期斯多葛学派基于共同理性而提出的自然主义平等思想是一种在世界城邦背景下人与人之间不分等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平等,这是对希腊时期基于种族等级的平等观的颠覆.其平等思想的根基在于自然法,基于自然理性的一切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普世性的平等观念为罗马法、中世纪神学以及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平等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波爱修斯与古代逻辑

波爱修斯是古代逻辑向中世纪逻辑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探讨了波菲利关于共相的三个问题;对假言命题和假言三段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斯多亚学派之后重新奠定了命题逻辑在整个逻辑学说中应有的地位.波爱修斯的逻辑理论是中世纪逻辑学进步的主要源泉.     

论商法人

论商法人关军法人是独立于自然人之外的权利义务主体,具有团体人格。罗马法开创先河,赋予特定的社会组织体以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资格;中世纪法人的独立财产制和有限责任制逐步形成;到了１６、１７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带来了法人制度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商法人出...     

宪法中契约观念的始源与演变

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源于早期日耳曼的部落社会契约。中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世俗王国没有能力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掌控,从而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得以存续,他们在向世俗国王斗争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日耳曼的部落社会契约;另一方面,在同世俗王国竞争的过程中,中世纪的教会不仅发展了社会契约的理论,而且建立了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教会法体系。这些因素为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提出做出了历史铺垫。     

“实在”背后的“拟制”法人本质与法人格否定

法人制度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公司法人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要素,法人的独立人格又是法人制度存在的灵魂要素。法人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也大量存在着假借公司法人之名的侵害公共和他人利益等行为。当法人格被滥用时,对法人格的否定就成为必要。文章以关于法人本质的实在说和拟制说为分析的双重视角,通过剖析法人拟制的法技术操作的“分”与“合”的过程,以法益平衡的要求来阐明法人格的否定的法理,以及适用法人格的否定在我国应当注意的问题。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民本思想的比较研究

由于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的哲学理念差异不大,所以,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两个学派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以民为本的性质。但由于两个学派所处的环境不同,面对的社会现实也不一样,所以在民本问题上就有了虚实之分,在重商的程度以及在代表阶层的利益上也有一定区别。     

西欧中世纪宪政思想分析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政治秩序虽然具有限制权力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径直认定封建制度与宪政思想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它属于私法领域。究政意义上的限权思想源于教会政治。教皇革命后,受教会法治理的罗马教会内部形成了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国家,教会法学家阐述了教会法中的宪政思想——圣职权与管辖权的区分和“主教会议为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并演...     

从罗马万民法到WTO规则--对法律的普遍主义要素的历史考察

古代罗马法有着市民法和万民法之分,其中万民法代表了罗马法的普遍主义要素.它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罗马法以及商人法等具有普遍主义要素的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近代主权国家形成以后,法律的普遍主义要素受到全面否定.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各国国家法构成了严格的法律一元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贸易惯例以及统一实体法条约等为代表的法律普遍主义要素开始复活.WTO的建立和WTO规则的实施,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性统一法律规则.这标志着既存的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法律一元体系开始让位于体现国家主义和普遍主义两大要素的法律多元体系.因此从法律史上看,WTO规则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万民法.     

"快乐即幸福"与"有德即幸福"——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亚学派幸福观之比较

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派。尽管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各自宣称"有德即幸福"和"快乐即幸福",但是二者都主张人的真正的快乐或者说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心灵的宁静、无纷扰。这两个学派都是对小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伊壁鸠鲁学派影响了功利主义,斯多亚学派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法人人格权确立的法律背景分析

私法层面上的人格权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人格权概念是以自然人人格为雏形发展起来的。法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自其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以来,就在为争取法律人格的权利保护而进行不懈努力。从法人人格到法人人格权,两者在民事立法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基于立法政策判断、理论论证和法律技术运用三个方面的法律背景。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突破了长期以来人格权只能由自然人独享的理论。     

法社会学理论渊源初探

探究法社会学的思想渊源需以西方法哲学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作类似于谱系学的考察。最初,古希腊思想家着重法律及正义观对保障国家与人民的重要作用。进入古罗马时代,思想家们则更看重理性自然法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观。中世纪的法学笼罩在神学主义的迷雾中,以人性恶的立场来定义法律,但这也招致了一些进步学者关于法律禁欲主义的质疑。进入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作为其成果之一的社会契约思想得到丰富,有关自然状态假设的提出为法律保障人民自由与公共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社会学学科的创建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法社会学学科的创立埋下伏笔。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法律思想变迁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对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进行分析,对其中隐含的罗马自然法、中世纪神法和近代法治思想进行阐释。古代罗马自然法思想曾是卡斯特桥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早已被遗忘;亨查德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世纪神法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而伐弗雷的成功则代表了法制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小说中哈代将进化论和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西方法律思想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及其对哈代所在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以哲学基本原理再认识刑法上的客体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或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罗马法学家视角下的法律观探析

罗马法学家在罗马法律体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罗马法学家对政治法律问题的思考带有明显的务实取向,他们关于自然法、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分以及法与正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斯多葛哲学的理论路向。罗马法学家以法律制度内部秩序的统一性、有机性和连续性为前提,构建了精致的法律分析体系,造就了实质的法律文化。罗马法学家的思想中蕴含着罗马人重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思想通过罗马法呈现给世人,并影响到此后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     

民事权利能力质疑论

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人格制度,是现代民法主体制度的组成部分.自民事权利能力的缘起、设计目的并结合我国关于自然人和法人权利能力现行规定之缺漏及歧义考量,在人权保护日益完善之当今,权利能力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存在与其说是实现其传统功能,不如说是长期适用该制度惯性的延续.现代民法均自民事主体诞生或成立起便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不具有者已不复存在.从法律实效性出发,应该废除民事权利能力制度.     

营业财产之人格属性考辨

营业财产作为法人的血液,在商事法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营业财产作为商法上的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也是揭示商行为与商主体涵义之重要工具。在现代商事交易多元化的今天,学者们在谈论公司营业财产的财产属性而忽略了其具有的人格属性。营业财产所具有的人格属性是企业法人存续发展的基石,而企业法人对营业财产的维持又保障了公司人格独立。     

法律适应社会，而非社会适应法律——读《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伯克利学派在“法与社会”研究运动中，采用规范主义的研究范型，强调价值追求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关注社会现实，认为法律应当回应社会需求，进而获得相应变革和发展。在整合法律、政治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三类型理论，构想并倡导一种回应型法。这给予我们一重要启示：是法律适应社会，而非社会适应法律。     

走出盲人摸象的困局：“法的渊源”概念辨析

“法的渊源”作为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却一直在“盲人摸象”的定位困局中挣扎。从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模糊性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概念定位。在当今中国,立法中心主义与司法中心主义之争的“法的渊源”定位,浓缩了大多数概念中存在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中也有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在法理学领域,法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基础性、法的渊源自身的多维性、单一视角下形成的共识都为综合视角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可以说,法的渊源是法律人作出法律决定时所依据的权威性理由。     

不道德的背反：论法治本土资源论与道德理性之博弈

现今中国，法学新观念涌现不断。关于法治资源的取舍，争论甚烈。民族法、民间法等各逞其能。缺乏深度理性思考的新观念不仅造成了法学研究的虚假繁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精巧的专制、人治观念乘乱涌入，大肆侵蚀法治之基础，威胁法律信仰的建立。这对中国法制进步为害匪浅，故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语境，以道德理性之自觉来重建法治资源问题探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