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

对十四行的移植与借鉴,中国现代诗学界一向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怀疑论。第二种是否定论,而大多数人持的是赞成的态度。赞成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十四行体最适宜于表达盘旋的情绪,二是认为十四行诗是最适宜于表达沉思的诗体,三是认为十四行体与中国旧体诗的格律有相通之处,因而容易为中国诗人所接受。现代诗学十四行诗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十四行诗的中国化,汉语本位,乃是现代中国诗学关于十四行体中国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冯至诗歌创作及其外来影响 --以《十四行集》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受聘于西南联大的"教师诗人"冯至创作了《十四行集》,其以对于生存与死亡、孤独与沟通和日常事物的诗性思考,奠定了冯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中国十四行诗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由于冯至留学德国期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创作的感染,在《十四行集》中鲜明地体现了里尔克对冯至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诗学观念、传达方式和创作形式等方面.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形式与变式——论小引《西藏组诗》

本文从交响乐式的形式架构、十四行体的诗体变式、非意愿记忆的迷宫三个方面描述与剖析了《西藏组诗》具有活力的诗歌结构与富于张力的诗性叙述.《西藏组诗》通过超媒体技法的借鉴构建了交响乐式的形式架构,使诗歌形式由单一的处于自身封闭的视域转向更为开阔的艺术领域.《西藏组诗》采用较为独特的十四行体变式,呈现出现代诗歌体式的实验性,扩大了十四行体的定义本身,给它带来了新的灵感和生机.《西藏组诗》置于一个抒情的格调之中并呈现出叙述的片断性、非因果性与非逻辑性,意味着叙事和抒情之间一种张力关系的重新确立.《西藏组诗》为现代诗歌形式探索提供了多元视角的参照.     

后昆体七律的内容拓展与时代特征

结合诸家研究成果,并根据北宋前中期诗人七律的创作实际,可以将夏竦、晏殊、宋庠、宋祁、胡宿、文彦博、赵、王等归为后昆体诗人。他们的创作期介于西昆体与诗文革新之间,正值北宋诗风的变化期。可惜由于宋诗全集出现较晚,后昆体一直未受学界重视。七律是西昆体的主要诗体,在这一诗体上,后昆体诗人有延续有创变,尤其是在内容取向上的继承与革新体现得尤为明显。后昆体内容的变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西昆体遭禁后,士人对诗风的及时调整与对皇权的迎合。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朱湘十四行诗:体式的迷误

现代诗人朱湘，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是惊人的。他的对十四行诗的不同体式（英体、意体）的试验，充满个性，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早期十四行诗的创作，给后来者以启悟。朱湘的创作自有其长短得失，借鉴其长，尤其是探析其短，必定能给当代诗歌以新的启悟。十四行诗体（sonnet），是格律谨严的抒情小诗，具有难以驾驭的形式规范，“以高难度的技术向诗人挑战．一然而，在本世纪初，当十四行体式与中国早期白话语言返逅对，许多内面的实质上的技术的消解、削弱甚至迷误会被误认为是独出心裁的创造。朱湘的十四行诗，包括英体十七首、意体五十六首，…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论冯至诗的生命体验

冯至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高龄的著名诗人。从1923年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开始,他的创作若断若续地跨越了漫漫时间,迄今已快70个年头了。 鲁迅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曾经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可是,鲁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与解释。对于冯至的诗作出过具体而又重要评价的,是李广田和朱自清。李广田称誉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体诗为“沉思的诗”,断言它是诗人生命中慧星的出现与狂风乍起,认为冯至在限制中显出来身手,法则给了他自由;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聚精会神。（《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称赞冯至在平淡的日常     

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

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生态颇异，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有别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的现代化及都市化程度高，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异化程度却很低。新旧诗并存的诗歌生态极大地影响了澳门新诗诗人的诗体观念，出现诗体对抗与和解两种极端。澳门诗人及诗论家几十年来都不太重视诗的形式，缺乏必要的文体自觉性和诗体自律意识，过分重视写什么，不重视怎么写与如何写好，是一些资深诗人退出诗坛的原因之一，也危及了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前途。澳门新诗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论冯至创作的精神内核

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其20世纪20年代创作集中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故乡的失却。而冯至第二个创作高峰即40年代的创作则深刻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一种和谐与价值认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就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的方向。     

知性：冯至《十四行集》的美学追求

1940年代初,诗人冯至贡献出了一部沉思风格显著的《十四行集》,承续了1930年代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对知性的执著追求。本文从冯至的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两个向度,对其《十四行集》的知性追求进行观照,论述冯至知性追求的独特意义。     

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诗学思想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发展,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也表现出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通过对13种具代表性之明清选本所收元和十人2609首诗的分析,一方面见出其与宋元选本的承接和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从诗体分布上得出结论:元和十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五言排律等.而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七古之韩愈、李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五古之孟郊、柳宗元、韩愈,五言排律之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之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之贾岛,均各占胜场.而就总体看,十人的古体选量又远远超过了近体.由此而言,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     

寒山与美国诗歌作品,1980至2007

寒山诗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青年与知识分子之中广为流行.在60年代至70年代,史耐德译的寒山诗被编入美国大学教科书,入选重要的英译中国文学集,因此由70年代起,美国作家的作品多受吏耐德与华特生所译寒山诗的影响.20世纪末21世纪初寒山影响仍然强劲.有些美国诗人改写寒山的译文作为自己创作;有些仰慕寒山,引寒山诗为典故;有些在诗的内涵、风格、思维上模仿寒山.寒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唐宋“口号”诗考论

"口号"的形成是诗歌演进史上的重要现象。口号诗起源于刘宋时期,兴起于唐,为即时创作、随口吟成的诗体。永明"四声八病"诗歌理论导致诗歌创作方式的改变,是口号诗成为诗体并得以发展的主因。当唐代格律诗盛行,诗人们在对诗歌进行精心推敲打磨时,口号诗机智、快捷的创作特点被凸显出来,成为诗人逞才弄技、酬赠唱和的重要诗体。即时成章、要求作者有临机之能的口号诗被有巧智的俳优所运用,成为唐宋杂剧的表演手段——"辞捷"。由于宋代宫廷宴乐中的乐语关涉到皇家威严、国家事体,其文辞常由翰林学士代拟,乐语中的口号诗也由即兴创作改为事先撰写。口号的地位及价值因其创作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乐语中的口号以歌功颂德为主,格调低下,为文人所不屑,最终走向消亡;而保持自由吟诵状态的口号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文人七言诗的赋化倾向

根据语言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诗由先秦时的四言发展至汉代七言是必然趋势,但七言诗因其“体小而俗”在汉代不被列为诗体正宗,且不以诗名。作为诗体的新生力量,在文人创作之初模仿借鉴汉赋的写作手法、韵律技巧,并最终摆脱汉赋的束缚而走上一条全新道路,为后世的七言诗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