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区隔

探讨各类求职渠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效用是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制度区隔"的分析框架,对1999年五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系网络比市场渠道更能提高求职者进入某些工作单位的可能性,如国有垄断性单位、国有开放性单位和"软性技术"工作岗位。组织安排渠道对于获得国有垄断性和开放性单位的工作仍然重要,但是对获取"软性技术"工作岗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与信息资源相较,人情对于进入国有垄断性单位和获得"软性技术"工作岗位发挥着促进作用,是社会网络传递的核心资源。三种解释视角,即"制度残余"、"利润驱动"和"工作门槛",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具有相对优势的原因,说明工作单位所有权,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岗位的特征对于塑造新兴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区隔具有显著影响。     

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经济行动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类型,关系网植根于中国文化并广泛渗透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对城市求职者所作的深度访谈,本文着重探讨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求职者使用关系网对其就业过程产生的效力,并分析该效力的影响边界及其理论含义。研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关系网在就业过程中仍然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是,其效力受到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岗位的技能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关系网的效力边界与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的“关系网”概念比西方学界研究的“社会网”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 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就业市场中间人行为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劳动力市场上中间人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影响其分享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帮助和最终成功匹配的因素。研究表明，就业信息的分享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效用论”而非“地位效用论”。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人并不热衷于信息分享，而就业帮助体现了趋异性交往原则。中间人倾向于向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此外，间接关系比单一的强关系或弱关系更能预测人情资源。教育水平较低和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对社会资本依赖较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依赖关系渠道。企业设立固定金额的推荐奖金可促进员工分享就业信息概率，但不影响成功匹配的概率。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本文基于一个工人的口述和笔者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中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并试图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将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通常归属于认同政治的主题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等阶级分析的传统主题结合起来,以凸显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当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时,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