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酸鼻:我国古典悲剧的审美效果

西方戏剧学者通常用崇高感和滑稽感来区分悲剧和喜剧的审美效果。富有崇高感的并不一定都是悲剧,但悲剧一定是富有崇高感的。西方戏剧学者大多认为,悲悯是悲剧效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又不是悲剧的主要标志。西方古典悲剧往往有意将悲悯置于较低位置,避免激发观众过于强烈的同情心,对观众的“软心肠”决不轻易给予迎合。在欧洲戏剧学者眼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李健吾悲剧创作的独特类型

按照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物”,①然而,在中外戏剧史上,各种各样的“坏人”、“恶人”、“行为有过失的人”成为悲剧主人公的现象屡见不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人物麦克白就是一个弑君暴虐的奸臣,奥赛罗也是由于偏狭盲目的嫉妒激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实际上,悲剧并不只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受难”或“英雄毁灭”的崇高感上,人们内心善与恶、     

民族悲剧美学的丰碑——陈瘦竹悲剧学思想新探

与西方视“悲剧”为“艺术皇冠”不同,温柔敦厚的儒雅气质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导致中国悲剧学长久缓行在直觉水平。然20世纪中国的现实和艺术,充满悲剧意味,作为民族现代悲剧美学家的陈瘦竹,富有创见地将古今中外悲剧艺术相接通,予以知性和情感观照。他以崇高为悲剧之本质内涵,依此透析英雄悲剧、平凡人物的悲剧和错误造成的悲剧三者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并强调悲剧中乐观豪迈的因素。晚年的陈瘦竹潜心研究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等悲剧理论,全面阐发现代化潮流给悲剧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深刻揭示现代悲剧新趋势,比如以悲剧崇高征服和超越苦难,悲喜因素的混同交融和“富有诗的目的”等。陈瘦竹坚持从现实关切、社会冲突中寻求悲、悲剧和悲剧快感的合理解答,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鄙弃偏于一隅的闭门造车,主张“东张西望”“兼收并蓄”,可信性、科学性是陈瘦竹悲剧美学的重要出发点,由此他实现对现代悲剧美学原则的重大发展。     

试论元代悲剧情境的特色与艺术感染力

悲剧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曲论中虽无“悲剧”这一概念,但自有了成熟的戏剧形式——元杂剧,便有了成功的悲剧作品,而且“就其存者言之,……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些作品,通过“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演述了“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或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收到了悲剧艺术借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的     

试论元代悲剧情境的特色与艺术感染力

悲剧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曲论中虽无“悲剧”这一概念,但自有了成熟的戏剧形式——元杂剧,便有了成功的悲剧作品,而且“就其存者言之,……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些作品,通过“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演述了“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或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收到了悲剧艺术借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的特殊效果。究其成功的原因虽是多种多样的,但剧作家通过巧妙地设置剧中的人物关系、组     

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人类学功能

作为一个以悲剧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世界大师级的戏剧家,席勒关于悲剧的理论无疑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乃至世界戏剧理论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他认为:悲剧是表现道德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或道德的反目的性的冲突,通过痛苦使人获得道德快感的美学范畴,它是崇高,特别是道德崇高的集中表现,因此,悲剧的人类学功能就在于,通过激烈的目的性与反目的性的冲突使人的道德本性得到表现和高扬,从而使人性完全实现。席勒不仅专门论述了悲剧的人类学功能,而且把悲剧与喜剧进行了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之中悟出一个道理:从使人得到自由、使人性完整的人类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喜剧比悲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戏剧美学的结论。     

中西悲剧艺术之比较与中国悲剧艺术的发展

中国和西方的悲剧艺术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而形成不同的形态 ,西方悲剧是一种肯定人的生命意志的崇高型悲剧 ,中国悲剧则是一种张扬道德光辉的伦理型悲剧。但经过《红楼梦》和苏曼殊小说的发展 ,“五四”时代的生存悲剧以悲剧人物的行为与处境的巨大反差不仅否定了社会的邪恶 ,而且否定了这些人物的愚昧。抗争悲剧则以悲剧主人公对苦难的反抗以肯定与坚守自我生命和个性立场。虽然这种反抗与西方悲剧主人公的反抗仍有一定差异 ,但也标志着中国悲剧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嬗变。     

诗笔凸显的罗马精神--浅谈莎剧《裘力斯·凯撒》的主要人物形象

古罗马精神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它以伟大而崇高的品性显示出动人而持久的魅力。虽然罗马的辉煌早成远年陈迹 ,但这精神却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溶化于欧人的血液。莎士比亚景仰它、崇尚它 ,这位戏剧艺术的天才 ,以深彻的理解力和豪迈的激情将之凝聚于笔端 ,悲剧《裘力斯·凯撒》通过凯撒、勃鲁托斯、安东尼形象的塑造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该精神。而这几个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人物复杂的性格刻画 ,演绎出一部惊心动魄的政治哲学历史悲剧     

试论尤金·奥尼尔悲剧的美学意蕴

"戏剧最崇高和惟一有意义的功能便是对生活作诗的解释和富有象征的赞美,并把这种宗教传给人们。"在奥尼尔看来,戏剧不仅要给人以哲理性的启示,还应赋有诗意的美学价值。象征意象,是奥尼尔悲剧美学的载体,它对生活所作的诗的解释和富有象征的赞美使其悲剧洋溢着诗意的美感;分裂与对立,是构筑奥尼尔戏剧美学思想的内核与基因;奥尼尔对希腊英雄悲剧传统的继承,使悲剧回响着崇高美学的激越之音;而对处于现代荒原上的人类困境的绝望探索,使这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不可避免地遁入虚无的幻美之境。而奥尼尔的悲剧传达出的深邃的美学意蕴则是建立在其悲剧真实性基础之上的。     

鲁迅与茅盾的悲剧艺术

悲剧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能产生比史诗更强烈的效果。”在西方美学史上,悲剧一向被称为崇高的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位艺术巨匠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在悲剧艺术创作上都有着独特建树,构成了中国悲剧艺术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传统艺术虽也写人物的悲苦厄运,但往往是“始于悲者终于欢,     

从莎翁悲剧中的打斗窥探其多重思想倾向性

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誉为西方戏剧创作的高峰,其悲剧注重人物内心独白和对话,被诸多学者、专家洞彻研究,却在动作上的描写未着太多笔墨,尤其是对其悲剧中的打斗描写,但这个部分不容忽视。笔者从对莎翁笔下悲剧的打斗描写来分析和探究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倾向及其艺术特点。     

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

本文认为中国古典戏剧中存在着大量的悲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用西方人的悲剧定义来界定中国悲剧是不合适的。中国特色的悲剧 ,主要体现在“大团圆”的结局上。这种结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涵蕴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意识。表现为孤独和冷漠,厌倦和恐惧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现代人们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焦虑”是西方现代人们对人生理想追求的幻灭。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喜剧性的悲剧”。     

浅谈中西古典悲剧的乐观性

中国古典悲剧的乐观性依托于形式 ,观众在对技艺的欣赏中得到感官的愉悦。西方古典悲剧的乐观性来源于内容 ,观众在对人物毁灭的体验中得到精神的升华。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不同的悲剧主人公那里 ,和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欣赏习惯有关 :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是世俗 ,是小道 ,而西方古典悲剧的美学品位是崇高 ,是大雅。由此引发的乐观 ,仅是趣味之异 ,并无高下之别。     

试析奥凯西的悲喜剧手法

奥凯西是二十世纪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中重要的剧作家，他创作的《枪手的影子》、《朱诺和孔雀》、《犁和星》共同构成了都柏林三部曲。他的戏剧极大地丰富了爱尔兰的民族戏剧，开创了剧坛新风。奥凯西创造性地将传统的悲剧与传统的喜剧叠影重塑成了全新的悲喜剧，即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实质，这是萧伯纳“矛盾修饰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奥凯西创作悲喜剧的原因大致有二：一为其辩证的生活态度，他一向认为有失方有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二为社会对戏剧的要求和需要，观众渴望热烈的场面和诙谐的戏剧语言，对当时舞台上的中产阶级生活已感厌烦。     

从“文学风格”到“审美体验”——基于朗加纳斯、柏克、康德崇高理论文本的分析

在西方文论史上,一提到崇高理论,人们往往会与古罗马的朗加纳斯联系起来,并认为西方崇高理论源于朗加纳斯的《论崇高》.殊不知,在西方,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概念在18世纪以后才得以流行,后世美学家柏克、康德等人关于崇高的论述与朗加纳斯《论崇高》中所说的崇高有着很大的差异,应该说,朗加纳斯的《论崇高》是从作品本身以及作者方面论述如何创造出崇高风格,而柏克、康德等后世美学家关注的则是外在于人的事物何以引起欣赏者的“崇高感”.西方崇高理论并非是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从“文学风格”到“审美体验”的发展演变.     

日本的新派剧及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引起一场空前革命,在文学艺术上也引起了一场大变革。西洋艺术伴随着西方文化源源流入日本,在戏剧方面,传统的戏剧受到冲击而产生“新派剧”。它是明治中期后在西方戏剧的刺激下为对抗旧剧歌舞伎而产生的新演剧;新派剧最初是一种政治宣传剧,后转为风俗世态剧,而尤以采自欧洲浪漫派戏剧的“翻案剧”和由家庭小说改编的“家庭悲剧”称盛。它在演出形式上采用纯粹对话剧的形式,严整的分幕分场的形式;在舞台的景物造型、人物造型、美术风格上完全按照西方形式。但在审美观念上,在剧中带有浓郁的悲剧情调,表达了日本人所特有的思想情感倾向,体现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观念,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新派剧还深刻地影响了与日本毗邻的中国,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早期话剧,为中国现代话剧和西方话剧构筑了一道桥梁,发挥了很好的媒介作用。     

群体自由·个体自由·个性自由——论悲剧与崇高

人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古代群体自由、近代个体自由(人性自由)、现代个性自由的演变产生出了古典悲剧、近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三种内核不同的悲剧范畴,引导着三种不同倾向的悲剧形态。悲剧集中表现着崇高,它们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显现着不同的美学风貌和品格。古典悲剧的崇高感是群体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古典悲剧同古典崇高一样都呈现出平衡、对称、稳定、有序的形态,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和必要的情感张力;近代悲剧以人物性格为中心,以人物的各种情欲为中心,从而显示出近代悲剧关学的个人主义性质,体现了近代崇高的美学内涵;现代悲剧凸显的则不再是尖锐的外在冲突中的崇高,而是价值尺度更其内在化的崇高,展示了现代社会人所遭遇的精神上的痛苦、迷惘、焦虑、孤独,表现了人对自由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和无尽追求。从古典悲剧、近代悲剧、现代悲剧与崇高的不同形态和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美学和悲剧艺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同步,把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由逐步推向更高的层次。     

中国悲剧研究的困惑与思考

中国的悲剧研究极令人困惑:大团圆结局、悲剧英雄人格萎缩及向“礼”的屈服,被当代学人认定为中国悲剧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却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悲剧格格不入。悲剧作品把人类困境作为对象,但并不是涉及这种困境的都是悲剧作品,更关键的因素则是把握、支配悲剧题材的主体意识。中国戏剧之所以缺少悲剧感,中国的悲剧研究之所以不尽人意,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而这个解释的最终答案,则产生于传统中国文化中。